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余永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银行加成率（mark-up ratio）偏高。中国大银行的利润率都超过20％，而非金融企业的利润率只有6％－7％。银行风险规避倾向过强。不少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不仅有严格的担保要求，而且还压低抵押率，不仅要求提供担保而且还要求有联保，不仅要求有联保而且还要有联保的联保（互保）。

        此外，银行还会要求企业支付相当高的风险溢价。这些就大大提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还有，企业为了规避信贷规模控制和各种风险控制指标，利用各种通道（conduits）发展表外业务。这就提高了融资的交易成本。再有，房地产贷款以及平台贷款大量占用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的贷款规模，挤掉了本应为一般企业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对民营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后者为了生存则不得不转向高利贷。最后，通过销售理财产品实现的事实上的存款利息率自由化。由此可见，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并非单单是个货币政策问题。许多制度性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便货币政策放松了，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也依然得不到解决。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承担了过多的目标，不应该再加上一个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定向贷款和定向降准之类的政策是否有效还优待实践检验。

      记者：中国不能缺少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改革？

       余永定：在资本项目全部开放之前，中国必须完成相应金融市场的建设工作。如果金融市场非常薄弱，资本项目暂时就不能开放。以我国股票市场为例，如果我国股票市场很健全而不是一个“准赌场”，当然可以对外开放。但是如果我国股票市场依然存在大量的问题，那就不能轻易对外完全开放股市，而应当维持我们的现有政策，通过QFII等途径逐步开放。

       现在中国没有形成这样一种所谓的利率期限结构曲线，或者是无风险利率曲线。期限结构曲线的形成是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的一个前提条件，只有建立了利率期限结构曲线，才可以为各种资产制定价格。

      我认为，在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可兑换三项改革中应该首先完成汇率市场化，然后是利率市场化，最后才是资本项目可兑换。

    记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大越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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