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1945年8月作为泰国同盟国的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对泰国来说，战争也结束了。我的家族时隔约2年从疏散地返回曼谷的自己家。

　  过了不久，我开始在家附近的松瓦路一所名为“培英学校”的中文小学上学。当时的我有些瘦小，还讨厌学习。当时的教育以填鸭式的背诵为主，这令我感到非常痛苦。与顺利升班的2个兄长不同，我还留过级。重视教育的母亲非常担心。

　  父亲说“我自己教文祥”，开始从各方面教我做生意。15岁时进入苏泰寺(Wat Suthat)旧制中学，放学后就去父亲经营的杂货店“协成昌”帮忙干活。

　  但是，并非小时候就打算做生意。在朋友之间，商务人士、士兵和警察是将来想从事的热门职业。我当时是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总之就想做第一，或者最大，或者最早，憧憬变得与其他人有所不同。

　  我虽然不擅长学习，但好奇心旺盛，是一个非常专注的孩子。想知道手表是如何转的，曾经把手表拆解为细小的零部件，再重新组装，还能像原来一样动。

15岁，上中学的我

　  我还喜欢拍照。与拍照相比，更加热衷于冲洗。闷在自家的暗室中，配制化学试剂，在切成适当大小的印相纸上冲洗胶片。这个过程非常有趣。当时的相机是高端产品，拥有相机的人很少。一般情况是老百姓自己买胶卷，向别人借相机拍照片。我被朋友和附近的人拜托，经常接受冲洗照片的工作。

　  我身高1米83，不知是否因为父亲和哥哥也身材高大，我从15岁前后开始迅速长高。与现在相比，当时泰国身材矮小的人很多，我经常让人感到吃惊。在学校和朋友一起打篮球，也常常在篮下大显身手。

　  说句题外话，在就读培英学校时，有一个叫曾汉坤的同学。长大后成为暹罗京都银行（Siam City Ban）的行长，1990年代后半期担任了泰国商业部长。在担任银行行长期间，父亲邀请他吃饭，我也曾一同出席。在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我们是同窗。“啊，那个时候”，回忆彼此的过去，对偶然的重逢感到喜悦。

　  曾汉坤的弟弟曾汉光（颂吉·乍都斯披塔)是营销理论的权威。在留学的美国西北大学师从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教授，还发表了合著。科特勒教授在2013年连载的《自传》中，作为卓越的弟子之一列举了他的名字。从美国回到泰国后，他作为协成昌集团的独立董事，对业务整体提供建议。

　  曾汉光在2001～2006年和2015～2020年2次、总计10年担任泰国副总理，全面负责经济政策，成为吸引海外投资的旗手，在进入泰国的日本企业之间应该很有名。2020年7月卸任副总理之后，我邀请他出任了集团控股公司的董事长。

　  虽然想说这是由于同学曾汉坤的关系，但实际上与曾汉坤的重逢和邀请曾汉光完全没有关系，但也深切感受到缘分的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