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本在处理“三个过剩”存量问题的同时、强化治理机制建设等优化增量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08-09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的资本市场及宏观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日本也不例外。但是，如附图所示，日本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余额与不良债权比例都没有大幅增加。有分析认为这一结果说明经过前期的结构改革为银行体制植入了健全经营的治理机制，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同时，从实体企业角度看，通过“收益性标准”(收益无法支付最低利息的企业)及“金融支援标准”(新借入贷款超过前一年贷款存量的企业、也就是用新贷款支付利息得到金融支持的企业)判断得出的大量“僵死企业”(最高比例约达样本的25%做有)实体企业在经过市场化处置以后，相当一部分得已改造成为“健全企业”(Why have “Zombie Firms” Recovered ?Economics Today, Vol.28, No.1, March, 2008)。分析认为“僵死企业”健全化的主要原因为:（1）外部经济环境好转；（2）企业自身改革重组；（3）确立了市场化的企业治理机制等。


　　中国需重点解决非市场化“行政干预”和“投资过度”问题

　　从日本处理“三过剩实践来看，“存量”处理与“增量”优化需同时展开，对中国而言“增量”优化比“存量”处理更紧迫、难度也更大。因为，“存量”处理在中国、美国、日本都已有经验成功的经验。如中国于90年代末展开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方式处理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和“僵死企业”，如图所示商业银行的不量资产率大幅下降，国有企业的“过剩”问题也得到了相当程度解决。但是，与日本商业银行不同金融危机后不良资产有大幅增加，国有企业的“过剩”问题有死灰复燃。因此可以说“增量”优化挑战更大。

 从形成新的“过剩”问题的背景分析，如何解决非市场化的地方“行政干预”和企业“投资过度”问题是问题的关键。其中，地方政府执行“产业政策”成为了“行政干预”的借口,同时，过度的“产业政策”也导致的投资(企业)·融资(商业银行)责任不明。因此，在中国符合市场化的企业和商业银行治理制度建设应成为处理“过剩”问题的重要一环，只有治理机制健全才可避免发生“投资过度”问题。不会造成“过剩”问题的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处理“三个过剩”教训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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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坚敏 简历
日本富士通总研主席研究员,博士（国际经济法）。1978年就读于中国浙江大学。85年至91年在中国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局工作。92年就读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97年取得博士学位。98年进入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工作至今。有“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日中关系转机”、“华人经济学者看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的主要产业和强势企业”、“印度和中国比较”、“韩国企业的竞争力”、“中国网络企业的创新”等出版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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