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基辛格：同盟战略本来是基于全球存在无法解决的各项问题这一事实而出现的。同盟战略必须体现出同盟国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由此而对这种特殊的关系性进行了定义。领导者们必须在办公室对同盟关系反复进行评估，必须以这种评估为基础进行修正（同盟）。

          很多同盟关系诞生于苏联是一大威胁的时代。如今在新的时代，威胁的内容已经不同以往。光是因为这一点，所有的同盟关系都必须重新审视。为了面对新的现实，应该以积极的态度重新进行审视。

         记者:“新的现实”之一是中国的崛起。美国如何管理与中国的关系？

          基辛格：人们必须思考近代主要国家之间的战争能带来什么。如今，技术的力量无比巨大，不可估量。因此，大国之间的一次战争就会酿成大灾难。这个事实是（21世纪的）新要素。因为以前战争一直被视为（国际社会难题的）解决对策之一。

         记者：您的意思是说，应该否定像以前的英德那样的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的战争，也就是说从否定“美中战争”的可能性开始管理？

         基辛格：没错。因此我想说的是，美中两国的领导者应该都充分认识到一个现实，就是无论相互之间存在什么问题，两国之间都不应该发生战争，不仅是为了两国人民，也是为了全人类。

         但美中两国的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如何实现这一点可以说是最难的课题。这中间既存在竞争的要素，也存在共存这一重要的要素。必须把这两种要素都牢记在心。

         记者：美中两国的领导者在“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点上能否达成共识呢？

        基辛格：必须达成共识。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结果会非常糟糕。

   对俄和对中关系要自问

        记者：除了美国和中国外，美国与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今后会如何发展？

        基辛格：全球目前正处于巨大的变革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正要结束，很多国家的关系需要重新进行定义。一定程度上受国内局势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相互之间如何看待对方。我们应该在某个时间（与各个国家）讨论这一点。

        记者：在这样的时代，特朗普能否发挥强大的领导能力？

        基辛格：二战结束时，美国处于一种特殊的位置。这种状态虽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但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国际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决策。无论什么问题，我们都利用手中的资产解决了。

        但现在有几个问题我们没能做出妥善处理。而且，连在资产方面拥有独一无二优势的安全网都倒退了。尽管我们仍然拥有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

       记者：您的意思是美国对世界的姿态也迎来了转折？

        基辛格：我们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方面，我们必须了解其他地区的国家，对于他们的决策也必须尊重。换句话说，美国不能决定他们的意思。对美国来说，这可以说是新的经验。

       记者：美国的新政权今后应该致力于什么样的国际战略？

       基辛格：我一直强调合众国应该学习“大战略”的活用法。截至目前，我们把精力都用在了解决单独的案件上。也就是说，没有意识到多国相互结合这种长期战略的必要性。对美国来说，这仍然是还没有答案的课题。

        美国的新政权首先必须要做的是（关于今后的美俄和美中关系）进行自问。问自己的问题是“他们想达成什么目的”、“他们想妨碍什么”，以及“对象是谁”？还有就是“为了达到目的，谁让我们感到担心”。

        记者：您在最近的著作中，作为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之际的想法，提倡17世纪欧洲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条约》的21世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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