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眼(44)读博论
2014/12/11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又到学期末了。学生都在想升学、就业、留学的问题。当然，有学生问我，要不要再读博士，要不要成为教授。
这阵子，香港以前的一位行政长官走出来，召集了一个基金会，为香港想出路什么的。我记得，这位特首上台的时候，好像遇上了几多百年一度的金融风暴，然后他就不知道听了什么智囊说，要令香港转型，要把香港转型成知识型社会，就叫大家，「需要持续增值」，「多读几个学位」。
现在，我的友侪间，都读了很多学位了。有一次吃饭，做某大市场调查公司做中层管理职的朋友Ｇ说：「干！这檯朋友中，最低学历的是我！」对，Ｇ的最终学历，「只不过」是中文大学的ＭＢＡ课程。在我那次的饭局中，算是低学历废青了。那天吃饭的朋友，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而其中一位通识老师朋友，有六个硕士学位。最终学历，是香港大学的一个关于佛学的硕士学位。
书，我们这些人，也许读不少。学位越读越多，但又如何？不过是读书而已。
看看台湾的新闻，最近台湾的年轻人，都在问「读博不读博」。在民国105年的时候，全台湾的大专生，会减少二万多人。基于学生基数减少，台湾政府就呼吁现在正在读博的博士生，或是在当教授的老师，要找出路。将来几年，某些不受学生或老闆欢迎的大学也许会面临倒闭。到时候，台湾过去十年吹吹擂擂的什么知识型社会转型，一代人的时间就这样白费了。
台湾的状况，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奇怪的：跟我的学生差不多质素的电脑程式设计员，月薪就是六千元港币左右，而且这已是台湾毕业生中，不错的薪水。不少大学毕业生，都只是在选举大败的政客们口中的「失败者」，永远的 22k （月入两万两千新台币的大学毕业生，即约五千五百元港币左右），而被媒体、政客称为「月光族」（每个月都花光所有薪水的族群）或是「啃老族」（大学毕业后也没有独立、自住，找到工作后都回到娘家住，依靠父母的照料的族群）。只是，不论是台湾、香港或是世界各地的「已发展地域」，这套「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概念，还是有效的「向上流动」方法吗？现在，台湾当局就叫大学的博士生转行，弃教从其他任何行业。台湾的教育部长吴思华昨接受台湾报章专访时表示，这些「叫教授转行」的计划，有一个很好听的官式名字：「高级人力重新分配方桉」。这方桉包括：请「企业」成立研究中心，及后教育部转介适合的教师转职到研究中心，协助企业研发。成立奖励计划，辅导教师创业。「辅导」教师转进公营部门，比如文化部、交通部等任何需要专业的文史工作者、观光产业规画的人手。四是于「海外办学」，协助教师到海外授课研究。
可怜的，或可恨的是，数年前，台湾报章杂志报道，有一个博士生，转行卖炸鸡扒，还给台湾首富郭台铭公开说这位鸡扒博士生浪费政府资源。
社会生态的改变，令人不能再以「读书」、「考试」向上流动，已成事实。日本东京大学的调查表示，在小泉纯一郎时期推行「宽裕教育」（ゆとり教育）后，东京大学的新生的家庭收入，有上升趋势。有非正式的调查指，不少东大新生的父母，年薪超过一千万日元。原因，是因为宽裕教育把课程减少，而大学方面也不会把入学试题目修改。结果，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学生」，没有像《蜡笔小新》的风间同学一样，频上补习班，要上大学除了加倍的努力了吧？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不止于经济效果上。即使上了大学，不少日本大学的博士生都有就职困难的问题。比方说，2007年代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一个叫「高学历 Working poor」的社会现象。指日本的博士毕业生比大学教授的教职数量要多得太多。日本企业的文化，都不认为新入社员需要「读太多书」，不少企业还明文订明，大学毕业生要加入他们的公司，年龄就不得超过二十四岁。不少博士生毕业后，也已进入三十代。由于没有办法投入普通的职场，导致他们只可以去教大学。但大学教授的职位，大学生的数目也没有增加。为数不多，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博士生只可以成为「非常勤教授」（即是 part time lecturer）。这些非常勤教师，月薪大概只有十七万日元，加上要为课程收集资料、买书等准备，结果有不少高学历的 working poor十年来都只是住在学生时代住的单位，月租四万日元，没有浴室的学生单位。也有一些博士生在暑假没有课可教的时候，要到便利店及影音店做打工男帮补生计。
在2014年，由于社会生态的改变，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食物链也已经改变。这些年，不少上一代的人，都叫香港的学生最好及时回家，好好读书。但在他们眼前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读了书，才认知那个是问题……人生，真是充满不大不小的哲学烦恼。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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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阵子，香港以前的一位行政长官走出来，召集了一个基金会，为香港想出路什么的。我记得，这位特首上台的时候，好像遇上了几多百年一度的金融风暴，然后他就不知道听了什么智囊说，要令香港转型，要把香港转型成知识型社会，就叫大家，「需要持续增值」，「多读几个学位」。
现在，我的友侪间，都读了很多学位了。有一次吃饭，做某大市场调查公司做中层管理职的朋友Ｇ说：「干！这檯朋友中，最低学历的是我！」对，Ｇ的最终学历，「只不过」是中文大学的ＭＢＡ课程。在我那次的饭局中，算是低学历废青了。那天吃饭的朋友，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而其中一位通识老师朋友，有六个硕士学位。最终学历，是香港大学的一个关于佛学的硕士学位。
书，我们这些人，也许读不少。学位越读越多，但又如何？不过是读书而已。
看看台湾的新闻，最近台湾的年轻人，都在问「读博不读博」。在民国105年的时候，全台湾的大专生，会减少二万多人。基于学生基数减少，台湾政府就呼吁现在正在读博的博士生，或是在当教授的老师，要找出路。将来几年，某些不受学生或老闆欢迎的大学也许会面临倒闭。到时候，台湾过去十年吹吹擂擂的什么知识型社会转型，一代人的时间就这样白费了。
台湾的状况，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是奇怪的：跟我的学生差不多质素的电脑程式设计员，月薪就是六千元港币左右，而且这已是台湾毕业生中，不错的薪水。不少大学毕业生，都只是在选举大败的政客们口中的「失败者」，永远的 22k （月入两万两千新台币的大学毕业生，即约五千五百元港币左右），而被媒体、政客称为「月光族」（每个月都花光所有薪水的族群）或是「啃老族」（大学毕业后也没有独立、自住，找到工作后都回到娘家住，依靠父母的照料的族群）。只是，不论是台湾、香港或是世界各地的「已发展地域」，这套「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概念，还是有效的「向上流动」方法吗？现在，台湾当局就叫大学的博士生转行，弃教从其他任何行业。台湾的教育部长吴思华昨接受台湾报章专访时表示，这些「叫教授转行」的计划，有一个很好听的官式名字：「高级人力重新分配方桉」。这方桉包括：请「企业」成立研究中心，及后教育部转介适合的教师转职到研究中心，协助企业研发。成立奖励计划，辅导教师创业。「辅导」教师转进公营部门，比如文化部、交通部等任何需要专业的文史工作者、观光产业规画的人手。四是于「海外办学」，协助教师到海外授课研究。
可怜的，或可恨的是，数年前，台湾报章杂志报道，有一个博士生，转行卖炸鸡扒，还给台湾首富郭台铭公开说这位鸡扒博士生浪费政府资源。
社会生态的改变，令人不能再以「读书」、「考试」向上流动，已成事实。日本东京大学的调查表示，在小泉纯一郎时期推行「宽裕教育」（ゆとり教育）后，东京大学的新生的家庭收入，有上升趋势。有非正式的调查指，不少东大新生的父母，年薪超过一千万日元。原因，是因为宽裕教育把课程减少，而大学方面也不会把入学试题目修改。结果，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学生」，没有像《蜡笔小新》的风间同学一样，频上补习班，要上大学除了加倍的努力了吧？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不止于经济效果上。即使上了大学，不少日本大学的博士生都有就职困难的问题。比方说，2007年代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一个叫「高学历 Working poor」的社会现象。指日本的博士毕业生比大学教授的教职数量要多得太多。日本企业的文化，都不认为新入社员需要「读太多书」，不少企业还明文订明，大学毕业生要加入他们的公司，年龄就不得超过二十四岁。不少博士生毕业后，也已进入三十代。由于没有办法投入普通的职场，导致他们只可以去教大学。但大学教授的职位，大学生的数目也没有增加。为数不多，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博士生只可以成为「非常勤教授」（即是 part time lecturer）。这些非常勤教师，月薪大概只有十七万日元，加上要为课程收集资料、买书等准备，结果有不少高学历的 working poor十年来都只是住在学生时代住的单位，月租四万日元，没有浴室的学生单位。也有一些博士生在暑假没有课可教的时候，要到便利店及影音店做打工男帮补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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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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