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刘迪：数年前，写了一篇短文，向学生推荐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很遗憾，没反应。的确，让今天的大学生对一个世纪前的作品感兴趣，很难。但是，你不觉得今天东亚国际政治氛围，与百年前欧洲非常相似吗？而知识界，面对东亚民族主义沉默，这与一个世纪前欧洲相仿，有种不祥的预兆。

刘迪

　　在当今世界大国之间，中日矛盾突出。尽管东亚国家已逾越民族国家建设阶段，但民族主义彼此刺激，成为该地区政治难题。东亚民族主义，滥觞于日本。民族主义促进了明治国家建设，凝聚为成功体验。中国、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是继起的、抵抗的民族主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舆论指责中国“排日”，对此时任记者的石桥湛三明确指出，“这（种民族主义）是明治以后日本为建设统一国家大量使用且至今仍在使用的手法”。今天，如何消除东亚国家民族主义的循环，是该地区政治、外交的长期主要课题。

　　政府或媒体不断推出各种民调，证明日本对华民意恶化。对于“日本人的对华不安及厌恶感正在扩散”问题，日本前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认为，其原因来自日本人对现状不满。他说，在与中国世界范围的积极进取比较时，日本感到落伍。如此看来，两国民意态度的改善，将需要时间。

　　如何让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不影响两国政治外交关系，中国舆论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探索。例如网络对“抗日神剧”的普遍批评，代表了这种理性声音。但是，更重要的，应该是两国需要建立一个知识界交流的基础。

　　二战后，日本各界人士，积极探索东亚知识界的“共同知”。1962年，大江健三郎曾提出日本面临选择美国秩序还是亚非秩序的问题。在他看来，日本当然要与亚非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寻求在亚洲建立知识“连带”的可能。

　　最近几十年，财界在中日关系显得很重要。每遇危机，政府最先找财界咨询。重视财界并非错，但少数财界领袖，是否存在那种呼风唤雨的“法力”？今天中日关系停滞不前，原因N多，不是某个行业突破可以解决。

　　上世纪5、60年代，尽管中日邦交关系尚未建立，但两国民间感情却并不像今天这样糟。个中原因，在于两国文化界的“连带”发挥了很大作用。那个时代，日本有许多文化人、知识人，都在以他们的方式，推进这种“连带”。但是，今天在日本，这种力量却日益式微。可以说，今天中日之间面临的最大危机不是政治危机，甚至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缺乏拥有“共同知”的知识人。中日关系逐渐恶化的时期，恰好与推动中日关系的那一代人从日本社会引退重合。中日知识界，出现“共同知”基础的空白。

　　中日关系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多年前，关于中国未来，笔者曾问早稻田大学依田憙家教授。他说，中国应恢复文化大国地位。这反映出日本知识界对中国的期待。那次对话已过了1/4世纪，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不是中国的目标。中国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中国人民也没有停止的脚步。那么，中国今天在向何处去，中国人民又在向何处去呢？

　　30年前，我认识一位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1919-2008）。他在其60余年的文笔生涯中，坚持反战，一以贯之。在大学课堂，在市民会馆，甚至在居酒屋，他都坚持与学生、市民对话，未忘知识人的责任。今天，东亚政治空气诡谲，有些窒息。对于今天东亚政治，如果加藤先生还在，他会怎样说？今天，加藤周一那样的大师已经不在，而学者回归书斋，放弃对话。

　　今天，不论欧洲、美国，排外主义情绪都在增强。在东亚，有许多知识人，对中日关系现状、未来绝望。但是，正是绝望，希望才十分可贵，才需要希望的力量。东亚人民的密切往来，和平相处，是东亚的唯一未来。中日关系最强大的解决方法，就是两国民众的直接、频繁的交流行动。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刘 迪 简历
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专栏作家。哈尔滨人。早稻田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修了（法学博士）。曾任人民日報国际部编辑记者、早稻田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等。著有《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三味日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