鲛岛敬治先生之谜
2016/02/19
中日深度观察
村山宏 为日经中文网撰稿：笔者即将步入老年，因此经常会回忆起过去的事情。日本经济新闻社（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的老前辈中有一位名叫鲛岛敬治的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派驻中国的日本记者，也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曾经担任过日经的总编辑局局长，相当于中国的总编。当时在便利店打零工为生的笔者觉得应该找一份正式工作，看到报刊上日经招聘记者的广告之后便前去应聘。而给我进行面试的正是鲛岛先生。那是1988年5月的事情。
鲛岛先生得知笔者会讲中文后，对话随即变成了中文。“你年纪多大了”、“为什么关心中国”，类似这样平淡无奇的交谈持续了约有5分钟。几天后，我被通知录用了。当时我想这家报社真是奇怪，仅用中文随便聊上几句就把我招进来，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是家财经类报纸，而笔者是学法律的，没有经济方面的知识，幸运的是面试中完全没有经济方面的内容。那时鲛岛先生正在寻找作为未来中日关系桥梁的记者，想录用会中文的人员。因此作为记者的能力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鲛岛先生1932年出生在大连，在当地长大，15岁回到日本。大学毕业后成为日经记者。1964年9月成为二战后首批日本常驻记者来到中国。当时日本有9家媒体共9名记者踏上北京的土地，向全世界介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红卫兵的身影到处都是。鲛岛先生等日本记者们率先向世界报道了文革，斗争的矛头也随之指向了日本记者，并一个个被驱逐出境。到1968年，只剩下鲛岛先生工作的日经以及朝日、NHK、共同社4家媒体。
这年的6月7日，鲛岛先生突然以间谍嫌疑被逮捕。当时正值文革高潮，许多领导人和知名文化人士都被打倒和下放。鲛岛先生也成为其中之一。当时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交，营救鲛岛先生极其困难。1969年12月鲛岛先生终于被释放，经深圳前往香港。鲛岛先生回国后对于被捕一事只字不提。
文革结束一年之后的1977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将鲛岛先生请到北京，就此前的逮捕进行了正式道歉。时隔9年，鲛岛先生终于洗刷污名，恢复了名誉。即便如此，鲛岛先生就逮捕事件的内幕依然保持沉默。与鲛岛先生相识的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岸阳子曾就此事向笔者解释说：“只要提起逮捕事件，就会被右翼势力用于反华宣传。鲛岛先生担心这一点，所以什么也不说”。
笔者进入日经工作后，有时也会有机会跟鲛岛先生交谈上几句。鲛岛先生担任总编辑局局长的要职，而笔者只是一个刚刚入职的校对记者，对于鲛岛先生更多的是敬畏，并没有敞开心胸交流。实际上当时笔者内心对鲛岛先生有些冷淡，觉得“这个人只会说冠冕堂皇的话太虚伪，丧失了一名记者应有的立场。记者的工作是真实地记录事实，鲛岛先生却只字不提自己在中国被捕一事。不仅如此，他还像政治家一样为中日友好事业尽全力奔走。他利用被捕一事让中日两边的政治人物都觉得亏欠他，在日经社内他也得以出人头地。这种人不配做新闻工作者。”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笔者作为一名驻香港记者写了许多与中国相关的报道，内容大都是严厉批评中国现状。因为笔者认为如果不批评，中国社会就无法进步。而鲛岛先生则总是偏向中国。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想要推动香港的民主化，对此鲛岛先生批评了英方的做法，认为“彭定康做得太过分了”。笔者则赞同英国的做法，认为不管怎样，实现民主化是好事情。
与鲛岛先生的期待相反，能力不足的笔者没有当上驻中国记者，仍然继续批评中国。即便如此，笔者还是会收到鲛岛先生的电话、明信片、书信以及他的个人著作。他本人主办的有关中国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也邀请笔者去旁听。随着年龄增长，笔者内心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曾与鲛岛先生有距离感的我，不知不觉中对他萌生出了尊敬之情。因为连笔者这样一个严厉批评中国的毛头小伙子，他也能自然地接受。笔者意识到“即使是不同的意见也应给予尊重，这才是新闻工作者真正应有的态度”。
1997年1月，驻香港的笔者有机会同鲛岛先生一起用餐。大家一边嚼着香港名吃炸皮皮虾，一边听他回忆过去的事情。1945年日本战败后鲛岛先生留在了大连。当时留在大连的许多日本人都生活窘迫。那时，有一位中国少年总是给鲛岛先生家送蔬菜。“那个少年后来到底怎么样了，他和国民党关系很近，也不知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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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鲛岛敬治 |
鲛岛先生1932年出生在大连，在当地长大，15岁回到日本。大学毕业后成为日经记者。1964年9月成为二战后首批日本常驻记者来到中国。当时日本有9家媒体共9名记者踏上北京的土地，向全世界介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红卫兵的身影到处都是。鲛岛先生等日本记者们率先向世界报道了文革，斗争的矛头也随之指向了日本记者，并一个个被驱逐出境。到1968年，只剩下鲛岛先生工作的日经以及朝日、NHK、共同社4家媒体。
这年的6月7日，鲛岛先生突然以间谍嫌疑被逮捕。当时正值文革高潮，许多领导人和知名文化人士都被打倒和下放。鲛岛先生也成为其中之一。当时日本和中国还没有建交，营救鲛岛先生极其困难。1969年12月鲛岛先生终于被释放，经深圳前往香港。鲛岛先生回国后对于被捕一事只字不提。
文革结束一年之后的1977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将鲛岛先生请到北京，就此前的逮捕进行了正式道歉。时隔9年，鲛岛先生终于洗刷污名，恢复了名誉。即便如此，鲛岛先生就逮捕事件的内幕依然保持沉默。与鲛岛先生相识的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岸阳子曾就此事向笔者解释说：“只要提起逮捕事件，就会被右翼势力用于反华宣传。鲛岛先生担心这一点，所以什么也不说”。
笔者进入日经工作后，有时也会有机会跟鲛岛先生交谈上几句。鲛岛先生担任总编辑局局长的要职，而笔者只是一个刚刚入职的校对记者，对于鲛岛先生更多的是敬畏，并没有敞开心胸交流。实际上当时笔者内心对鲛岛先生有些冷淡，觉得“这个人只会说冠冕堂皇的话太虚伪，丧失了一名记者应有的立场。记者的工作是真实地记录事实，鲛岛先生却只字不提自己在中国被捕一事。不仅如此，他还像政治家一样为中日友好事业尽全力奔走。他利用被捕一事让中日两边的政治人物都觉得亏欠他，在日经社内他也得以出人头地。这种人不配做新闻工作者。”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笔者作为一名驻香港记者写了许多与中国相关的报道，内容大都是严厉批评中国现状。因为笔者认为如果不批评，中国社会就无法进步。而鲛岛先生则总是偏向中国。香港回归中国之前，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想要推动香港的民主化，对此鲛岛先生批评了英方的做法，认为“彭定康做得太过分了”。笔者则赞同英国的做法，认为不管怎样，实现民主化是好事情。
与鲛岛先生的期待相反，能力不足的笔者没有当上驻中国记者，仍然继续批评中国。即便如此，笔者还是会收到鲛岛先生的电话、明信片、书信以及他的个人著作。他本人主办的有关中国方面的学术研讨会也邀请笔者去旁听。随着年龄增长，笔者内心发生了变化。年轻时曾与鲛岛先生有距离感的我，不知不觉中对他萌生出了尊敬之情。因为连笔者这样一个严厉批评中国的毛头小伙子，他也能自然地接受。笔者意识到“即使是不同的意见也应给予尊重，这才是新闻工作者真正应有的态度”。
1997年1月，驻香港的笔者有机会同鲛岛先生一起用餐。大家一边嚼着香港名吃炸皮皮虾，一边听他回忆过去的事情。1945年日本战败后鲛岛先生留在了大连。当时留在大连的许多日本人都生活窘迫。那时，有一位中国少年总是给鲛岛先生家送蔬菜。“那个少年后来到底怎么样了，他和国民党关系很近，也不知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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