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这阵子和朋友聊天时，不论日本和香港朋友，大家都好像多问「疫情何时了」，多于「疫情何时惯」。大家都好像是希望，疫情可以尽快完结。但又有另一边的人说，其实疫情不会完结。这个新冠肺炎，最后就会像流感一样，变成风土病。

      这些年来，有些香港人自恃「不认命」，总是以不认命作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及奋斗哲学，视其为正能量教诲。面对什么，都要据理力争，有什么不公不义的事情，记得要说出来。不会惯，不要惯。

      只是，有时候看着这些一读就会令人鸡皮干瘩都爬出来的正能量金句时，都会令我想起念大学时的老师，尤其是教授初级日语的老师。当他们面对学生有点「怨言」，投诉说教程太多有太多生字要背要默的时候，都会教训我们，日本人的核心价值，是「我慢文化」，先忍受，再想办法：忍一忍，就会好，事情变好了，一切好办。忍一忍，事情变得更差，你也会更懂得去做决定。所以，我从来都对教日语的老师由心的尊重，教授语文，从来都不是教你如何讲，而是教你那一种语文的人，如何做人。而且，背诵初级日语这些沉重却必需的教程，都可以加入人生大道理，倒是很不简单。

       这阵子的疫情，令上课的互动，有点窒碍。平日面授，我会看着学生表情做回应。他们有皱眉或是问旁边的人他在说什么，我会直问，你是不是有点不明白，我可以再解释，顺道再对学生说「你有不明白是合理的，可以的，正常的。不明白就是不明白，坦白承认，人才会有进步」。但现在学生们都不愿意开他们的镜头，尤其是他们不想被我知道，他们在自己的睡房一边跟女朋友（或男朋友）亲热一边上课，我已不可以知道，他们的表情若何，他们是否会上课。科技可能有机会会令人生活改变，只是向变好还是变差的方向？

      还得看人的造化。

      科技的出现，是应该令人可以省却多点烦恼。只是在转化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烦恼吧？而身为父母的烦恼，倒是比子女多？

      在课堂讨论「日本社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父不在」是日本女人的其中一个成就。简言之，就是将「男主外女主内」的教条实行到底。男人整天在外工作，在公司打拼，下班后跟同事老板去喝酒，都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不应在家庭出现。而把丈夫打理得健健康康，企企理理，长时间不在家，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母亲。现在疫情来了，大家都留在家中，在家中需要「在宅工作」​​。一个家庭，可以有几多台电脑，几多张书斋，才够一家三口（爸爸，哥哥，妹妹三人）同时工作兼上课？工作时候要聊工事的电话，开Zoom 的会议，晚上还要搞远距离饮酒会，大家各自各准备自己的酒，然后再留在萤幕面前多留两三个小时，不知道要说几多拉七杂八的说话，又没有「终电」这个要酒会完结的催命符，大家又好像不知道如何自处。

      回看香港，「家中很细家中只有几米」这种居住空间，早就令「在家工作」的香港人，早就快被迫疯。有香港居住的读者向我反映，家中只有四百平方呎的空间，却要塞四个人。刚上初中的哥哥还算叫可以自己登入学校的网站，在上小学的妹妹，每次上课，登出登入，都不知道为什么很有问题。有家长说，有些小学生根本不能登入学校网站，本来应由教师处理的工序，把知识交到学生手上这一个工序，就嫌好像由老师转嫁到学生手上。但在学校的那一边，就好像说到，把学生带到学校，是家长的责任。那么在虚拟世界中，令老师可以点到学生名字的责任，又怎会是在老师身上？就像，有很多自称没有适当电脑器材的贫困学生，都说没有钱买电脑，令只用「手机」这项相对比较是必需品上Zoom 课的学生，出现知识及参与度的差距。但，again，学校那一方又会说，如果学生没有钱买文具，买校服，又是校方的责任吗？校方只是决定，上课要用那一份文具而已。当你决定了要用网上教学（只是事实上我又有点不理解，为什么香港的学校，又或是日本的学校，一定要上课。不上课，少学一阵子，会天崩地裂吗？我们在经历改变世界大局势的事情，上少一点学，有很大不了吗？），那文具，即是那支手机，那台电脑，当然是家长的责任，又要学校去处理吗？

      香港小说家亦舒曾言，有多一件身外物，就要「服侍」多一件身外物。你不是在用他，你好像在服侍他。你看看？面书，推特，Instagram，抖音这些软件， 是我们在用他，还是他们在玩我们？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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