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眼(134) 跟前辈的路
2016/09/29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 九月是香港大学开学的日子，新鲜人都有很多不习惯的事情。因为大学实在太不一样，新生都花很多时间去找课室，满足课业要求。中学跟大学很不一样：你再不喜欢某些人，你也得要跟「同学好等我们都一起几小时，中午吃饭的时候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饭友，生活中出现的名字相对都是安定的。但到了大学，即使是同一个科系的同学，时间表都有所不同。没有宿舍生活的大学生，独来独往，连找饭伴也不容易，所以有一小部份的大学生，会出现适应上的情绪问题。
这些时候，大学的前辈就好像很有用了。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已经有些师兄师姐会「教」我们很多事情。因为我念的是新闻系，有新闻採访及编辑课，採访是一年级的同学负责，而编辑就是二年级的同学负责。所以，二年级的师兄姐们都会想尽办法要一年级的记者们完成功课。因为，如果一年级的同学不能完成功课，没有好看的照片，二年级的同学就不会有机会完成功课。对一年只有六、七份稿去完成课业的学生而言，如果记者堕马，编辑都会一起堕马，所以他们都会对一年级的同学施加各式各样的压力。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跟了一个编辑，是那些平均成绩积点（GPA）达3.8（4分满分）的优才生。他为了不让一年级的同学拖自己大腿，他总是在严选记者，希望那些成绩好的记者跟他们同一组。另一方面，有些师兄就会向我们那些同学洗脑，说「採访是最重要的，比上课重要」。有些头脑比较简单，又或是比较大爱，大局为重的同学，都会以为这些师兄是在维持某种大学学系的优良传统，不令学系蒙羞云云。但说穿了，他们都只是担心自己的成绩，因为记者如果找不到被访者，他们就没有稿件可以处理。他们没有稿件处理，他们的成绩就会当掉。
然而，十九岁的我是头脑简单，而且觉得周围的人都不会那么有机心，那么随便的就会害人，所以对师兄所说的都深信不疑。当我有采访的时候，我连体育课或是日语课也会蹺课，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採访，好等我的编辑师兄师姐们有稿件可用。然而，当我的第一个学期的GPA当掉，当然也没有人在乎我的死活。本来，我的计划是二年级的时候去日本交换留学的。在大学任何事情都需要GPA做通行货币，不论是奖学金、交换留学的学位，都需要用GPA去换，GPA掛掉，就什么都没有了。
听师兄的话是不是那么重要呢？或再延伸一点看，听前人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令我们一帆风顺呢？早阵子，我的博士朋友们都感到前路茫茫，说根本无路可走：「我们也许是最后一代可以使用学位去令自己生活改善的香港人了。」看着出生率下跌，国内博士来势汹汹来香港换血，香港土产的博士生无路可上，乃属正常。十年前，我已看过社会学系毕业的和尚水月昭道写的《高学历working poor》，那时候的日本社会已出现博士生产量过剩，而学院也没办法吸纳博士生成为大学讲师，而「正常」的就职市场也令博士生无路可走，自然出现一堆等上位的「非常勤讲师」，待在学院，不断漂流。台湾也有博士生转卖炸鸡扒，引得台湾首富郭台铭也批评他的选择，指该名由博士生「浪费教育资源」。我同年龄的同学拿到博士学位后，都不再选择做教授，因为他们都知道「长期合约」式的安稳教席已几乎不存在，大家都只想完成学位之后，去做别的事情。
常听人说，我们活在一个新时代，我们真的有在新时代走新的路吗？还是，我们只是一个穿着新时代外衣，上网用智能手机的故人？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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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时候，大学的前辈就好像很有用了。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已经有些师兄师姐会「教」我们很多事情。因为我念的是新闻系，有新闻採访及编辑课，採访是一年级的同学负责，而编辑就是二年级的同学负责。所以，二年级的师兄姐们都会想尽办法要一年级的记者们完成功课。因为，如果一年级的同学不能完成功课，没有好看的照片，二年级的同学就不会有机会完成功课。对一年只有六、七份稿去完成课业的学生而言，如果记者堕马，编辑都会一起堕马，所以他们都会对一年级的同学施加各式各样的压力。
我记得，有一个同学跟了一个编辑，是那些平均成绩积点（GPA）达3.8（4分满分）的优才生。他为了不让一年级的同学拖自己大腿，他总是在严选记者，希望那些成绩好的记者跟他们同一组。另一方面，有些师兄就会向我们那些同学洗脑，说「採访是最重要的，比上课重要」。有些头脑比较简单，又或是比较大爱，大局为重的同学，都会以为这些师兄是在维持某种大学学系的优良传统，不令学系蒙羞云云。但说穿了，他们都只是担心自己的成绩，因为记者如果找不到被访者，他们就没有稿件可以处理。他们没有稿件处理，他们的成绩就会当掉。
然而，十九岁的我是头脑简单，而且觉得周围的人都不会那么有机心，那么随便的就会害人，所以对师兄所说的都深信不疑。当我有采访的时候，我连体育课或是日语课也会蹺课，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採访，好等我的编辑师兄师姐们有稿件可用。然而，当我的第一个学期的GPA当掉，当然也没有人在乎我的死活。本来，我的计划是二年级的时候去日本交换留学的。在大学任何事情都需要GPA做通行货币，不论是奖学金、交换留学的学位，都需要用GPA去换，GPA掛掉，就什么都没有了。
听师兄的话是不是那么重要呢？或再延伸一点看，听前人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令我们一帆风顺呢？早阵子，我的博士朋友们都感到前路茫茫，说根本无路可走：「我们也许是最后一代可以使用学位去令自己生活改善的香港人了。」看着出生率下跌，国内博士来势汹汹来香港换血，香港土产的博士生无路可上，乃属正常。十年前，我已看过社会学系毕业的和尚水月昭道写的《高学历working poor》，那时候的日本社会已出现博士生产量过剩，而学院也没办法吸纳博士生成为大学讲师，而「正常」的就职市场也令博士生无路可走，自然出现一堆等上位的「非常勤讲师」，待在学院，不断漂流。台湾也有博士生转卖炸鸡扒，引得台湾首富郭台铭也批评他的选择，指该名由博士生「浪费教育资源」。我同年龄的同学拿到博士学位后，都不再选择做教授，因为他们都知道「长期合约」式的安稳教席已几乎不存在，大家都只想完成学位之后，去做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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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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