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这阵子,日本的传媒都在谈原子弹爆发七十周年。历史故事,理应不会改变的。意即,同一个故事,每年要说一次,可以用什么方法呢?大概是找女明星(或男明星)重访广岛,引述一些史料,找一些自称悻存者的日本人,回忆一下。
最近,有网友在日本,跟一位老婆婆聊天。她的说话,发人深省。
人活得久,好像会多点勇气,说真实话。
网友说,那老婆婆跟她聊「关于原爆」的事。老婆婆说:「日本人呢,单独来看,每个都是好人,但聚集起来却会做出坏事……当上面的人犯错的时候,大家都没理会,因为每个人都只顾关心自己的事。」
在日本,或香港,大家都觉得「做一个好人」好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什么叫好呢?好有很多定义,也有很多评分标准:在人生适当的时候要做别人做的事,几多岁读几年级、几多岁要交男女朋友、几多岁要结婚、几多岁生孩子。在职场上,在日本,有一套「好人」的基准:不要拖人家后腿,不要令队友难做,不要抢掉下属的功劳。在香港,也有一套「好人」的标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要令队友难做,有黑锅要背的时候也不要推下属去死。但人活久了,你大概会知道,在职场上当一个「好人」,有两种下场。一是一事无成的废物,他们的同事形容他们的时候,因为想不到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讚词」,就会下意识的告诉你:「其实XXX也是一个好人」。如真的做「好人」,在商业社会,是生存不来的。比方说,最近有一家大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因为在工运的时候站在员工那一方,工运完结,他就被解僱了。做好人,有什么意义?
要当一个好人,好像是很多人教孩子的目标。日本的家长会如何教孩子成为一个好人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要有同理心,要想人家的难处,要知道自己的目标,要有梦想,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要做一个觉得每一天都过得有意思的人……而香港的孩子呢?好像是一个又一个好实在的目标:要考钢琴八级试,要做公文数,要考好成绩,要入好的小学、中学、大学,要回应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期望,就叫好。
但在社会,当一个好人,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除了身边的好,如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之外,还有很多更高层次的问题,不一定做一个「好人」就可以解决。我们不会怀疑去悼念香港般咸道那四棵古树的市民,心地不好;正如我也不会怀疑那些出心出力,到三一一事件(东日本大地震)灾情严重的地方做义工的人,心地不好。只是,在香港只是凭弔,不去问「如何完善香港保护树木的制度」,或犬儒地认为「谈制度总会不了了之,我『小人物』不会谈高深事,只会去凭弔,去表态,我已经做了我要做的事」,那对社会会有什么好处吗?只是,去被害的地方,做几天义工,之后又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忽然有一些外人介入了当地人的生活,会对当地人有什么影响呢?有看《深夜食堂大电影》的观众,就会明白,义工的出现,对被服务对象不一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世情是複杂的,诸般好百般坏,都没有那么清晰明确。盲目地要求自己要做好人,站在道德高地,可以生存下去吗?同理,要求别人要跟自己,使用同一道德底线去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那我们又如何跟那些跟自己道德地线不尽相同的人共存?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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