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资料图（REUTERS）

      文 | 聃丘泰、温建东

      回顾次贷危机以来的15年西方宏观经济，最大的黑天鹅是2021年以来西方各国普遍发生的高通货膨胀（笔者有限的了解，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德国央行前行长魏德曼是全球少数判断正确的重量级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集体误判的理论根源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供给冲击”认识不足。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来自供给方面调整依然在继续，政策层面反思不能停止，否则还将犯系统性错误。2023年11月9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会议“全球经济中的货币政策挑战”提出“三问”。第一问是关于本轮通货膨胀最初原因和当前通货膨胀的持续影响？第二问是供给冲击下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反应？第三问是未来利率走向何方？2024年美联储将开始五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战略回顾（美联储五年一次的货币政策战略回顾类似中国政府的“五年规划”，但重心却是判断未来五年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采用适应性的货币政策框架，而不是制定相关政策目标）。因此，准确判断未来经济结构变化才能科学回答“鲍威尔三问”，判断美联储是否需要对2020年平均通货膨胀制度（通货膨胀补偿性战略）做出重大调整？

      一、为何西方央行集体对本轮通胀从“先发制人”变为“反应不足”？

      美联储“货币政策原则与实践”给出好货币政策三个原则：一是易于理解和对称性；二是当经济过热、通货膨胀超过既定目标时，央行应该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央行应该先发制人，如金融状况出现大且出乎意料的变化（虽然可能不会立即改变通货膨胀和就业，但会在未来改变），需要及时、前瞻性的政策回应；三是对于持久性通货膨胀政策利率反应应该超过“一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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