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汉学家的车轱辘话(16)上海武康路的巴金纪念馆
2019/01/07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藤井省三:11月初,在应邀前往上海延安西路的东华大学开展讲座之际,我顺道前往了位于武康路的巴金故居。
巴金(1904-2005)出生于四川省成都的大地主家庭,受五四运动(1919年)影响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在参加上海的工人运动后,以1927年赴法国留学为契机踏上了小说家之路,他深得鲁迅的信赖,被视为30年代文学的旗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巴金因被指无政府主义而多遭批判,另一方面他又协助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文人肃清。文化大革命(1966-1976)爆发后,巴金受到红卫兵鞭打,并以“劳动改造”之名被强制要求劳动,最终痛失了爱妻萧珊(1918-1972)。如此,在文革十年结束时,巴金道出“我是加害者”,反省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因恐惧而搭建起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塔”、协助肃清作家同人并默许文革发动的责任问题。89年所谓的“政治风波”后,巴金继续主编上海文艺杂志《收获》,帮助了众多年轻作家。他的一生可誉为中国的良心。
藤井省三 |
出了东华大学南门,从安顺路步行至淮海中路的途中我回想起了阅读巴金作品的经历——初次拜读巴金先生的小说是在1973年大学二年级的汉语课上。庆应义塾大学的岡晴夫老师作为兼职讲师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授课,选用《还魂草》(1942)作为中级教材。在记忆中,当时我去东京·神保町的中文书专卖店,因巴金作品在文革期的中国是禁书,书架上没有中国大陆版,遂买了一本封面光滑的香港版。
《还魂草》以抗日战争期日军空袭下的重庆为舞台,让人联想到巴金自身的“我”,曾给附近孩子们讲过能使死者复生的魔法药草童话,一个听着他故事的孩子身负重伤……一部短篇小说。由于其为主谓关系明确的西洋化文体,本应易读,但对于刚上了一年每周三节,每节九十分钟汉语课的我们而言,查读音成为了一件苦事。于是班级同学合作每人负责一页,制作单词本,当时复印费还很昂贵,于是用复写纸制作了人数份的抄写。冈先生苦笑道,东大同学们真聪明啊。那是电子词典出现二十年前的事了。
阅读巴金的自传长篇《家》是那年的暑假。尽管《家》于1956年既由饭塚朗翻译,岩波文库中也有收录,而我挑战通读香港版的原文,或许是出于对《还魂草》中清澈的人道主义的感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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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在70年代末复出,执笔《随想录》讲述了对于文革的悔恨以及“独立思考”的宝贵,1986年该书五卷全部完结之际,被评价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补,我也意外收到了通信社的约稿。那时我正担任樱美林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
因为想让樱美林的学生们也能阅读人道主义者巴金的作品,我在1986年出版了附有解说的注释书《长生塔:巴金童话集》(骏河台出版社)。事前为了取得出版许可写了一封信,并收到上海的巴金先生诚恳的回信“您对我的几篇童话给了高的评价,我很感动,这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吧,谢谢。我也谢谢您编印了《长生塔》并把它介绍给日本的学生。”令我感到诚惶诚恐。
《长生塔》的插画是请我的好友业余版画家大野隆司先生完成的。我将作品原稿与大野的版画一起寄给巴金先生后,亦收到了其写给大野的回信,“您为我童话作了那些插图,我很高兴,您的友情使我这个在家养病的老人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大概是受到了巴金先生话语的鼓励,在那之后,大野关闭了自己在都内家中开设的算盘塾,移居到千叶的山中,专心钻研版画艺术,完成了宫泽贤治著《风之又三郎》(岩波少年文库)等著作的插画创作。
巴金先生于1934年来日,在东京外国语学校(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出身的中文副教授武田武雄的家中体验了三个月的寄宿生活,与武田一家留下了许多交流的趣闻轶事。我基于对武田氏遗属的采访,在《东京外语支那语部——在交流和侵略之间》(朝日选书,1992年)描绘了战争夹缝中巴金先生与武田氏的相遇和分离。那时,亦收到了巴金先生郑重的回信……
思及至此,已来到豪华洋房林立的旧法租界的武康路。很遗憾那天恰逢休馆日,门前有四五个高中生般的女孩在轮流拍着纪念照。巴金先生“独立思考”的信念或许也存于这些年轻人的心里吧。我这样思索着继续徜徉于武康路。
藤井省三 简历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出生于东京。76年毕业于东大中文系,82年毕业于东大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院。1988-2018年東大文学部准教授、教授。日本学术会议会员(2005-2014年)、日本中国学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海外名师,南京大学海外人文资深教授。研究领域:现代中国文学、电影。主要研究成果:《鲁迅<故乡>阅读史》、《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华语圈文学史》、《隔空观影》(以上都是汉译本)、《鲁迅与日本文学――从漱石、鸥外到清张、春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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