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施罗德政权之前,德国的改革停滞不前,但是企业和政治家却在没有大幅拖延的情况下解决了困难的课题。重视“竞争”和“市场机能”的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基于凯尔斯主义贯彻总需求管理、推迟改革的日本与德国的不同之处。
德国和澳大利亚是重视市场机能的新自由主义的发祥地。新自由主义诞生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出现抬头的1930年代,不同于凯恩斯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德国的新自由主义重视与竞争秩序和社会福祉有关的国家作用,不过本质上信任自由竞争。通过德国的经济学家瓦尔特•欧根(Walter Eucken)等人对德国战后的政策产生了影响的该思想至今仍被继承使用。
富士通综研的高级主任研究院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表示“一般人不相信凯恩斯主义的效果。相比之下,促进企业开展全球化业务的灵活的政策更受欢迎。例如减少法人税等”。
日本方面,安倍晋三政权的提出“地方振兴”和减少法人税无疑有助于激活经济。不过,对于制定新的解雇规则等劳动力流动化对策则缺乏热情。此外政府对企业的干涉进一步增多,例如要求企业加薪等。
在难以达成财政赤字削减目标的情况下,日本再次在补正预算案中加入了经济刺激政策。如今日本仍在推行凯恩斯政策。
关于财政健全化的社会保障改革方面,除了控制公共养老金给付额的涨幅外,日本再次推迟实施给根本性改革。厚生劳动省汇总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面也以确保财源为主要目标,控制医疗费成为其次目标。
勤奋、技术实力卓越和善于忍耐被视为日本与德国的相似之处。但是经济思想和政策的不同使两国经济状况相去甚远。由此可见领导人肩负的责任之重。
本文作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专栏作者 平田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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