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可是，我自己看到当年的简易出租房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地出现在眼前时，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我看到当年和我喝过小酒的那位日本大学生住过的房间的窗户外，晾着洗过的大人和小孩的衣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几双童鞋，说明现在住在里面的是成年人的一家，而不是期待明天会更好的年轻人住客。

      尽管只是窗前一瞥，却使我仿佛看到了日本贫富差距在扩大的社会一端。吉川的这本书则使我看到了这种现象的延续、蔓延和深化。

      靠100日元一只的汉堡包和免费提供的白水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店里过夜的“麦当劳难民”、以及近日我在报纸上看到的2个月的收入只有2万日元（约1300元）的“单亲妈妈”等日本低收入者的出现，使人感到了日本社会的相对贫穷化现象正在迅速蔓延。

      日本长期来是贫富差距问题解决得较好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国民也都认可“1亿人皆中产化”的说法。可是，2015年厚生劳动省所作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却表明日本的相对贫困率已经达到15.7%，即6个人中有1人已经陷入了相对贫困状态。

      1992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已经经历了2个“失去的10年”，现在好像也没有看到可以逃脱第3个“失去的10年”的可能性。2019年，有“日本经济首相”之称的经团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中西宏明会长公开发言说：“以终身雇佣为前提来考虑企业经营和事业活动的做法已经到临界点了。”言下之意，要放弃日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终身雇佣制度了。

      对此，吉川发出了近乎绝望的悲鸣：“贫富差距已经固化，靠个人努力及经济活动已经无法颠覆这个贫富差距。”

      她指出，出生于贫穷家庭的人缺乏摆脱贫困所需的教育等“知识资本”、由学历和教养形成的“文化资本”、人际关系所构成的“社会资本”。所以，穷人实质上已经不可能摆脱贫穷，或者即使能摆脱也需要极其漫长的岁月了。

      她举例说，比如东京大学2018年作过一个有关“学生生活实际状态”的调查，其中有一项谈及“家庭的收入支持者（多指父亲）的年收分布”，父亲年收在950万日元（约62万元）以上的东大学生占学生总数的62.7%。而日本总务省2017年发表的“45～54岁男性的年收分布”表明，年收为950万日元以上者只占整体的12.2%。由此可见，东大学生的父亲们是个高收入群体，而穷人家的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了。

      我扪心自问：“如果我年收只有100万日元即人民币6万元，我敢在东京居住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于是，感到不寒而栗。打开的《年收100万日元度日》一书，我都没有勇气继续读下去了。

莫邦富 简历

上海出生。曾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曾在该校任教。1985年留学日本，在日本读完硕士、博士课程。现在是旅居日本的华人作家、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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