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邦富的日本管窺(307)从追求情景交融的读书环境说起
2020/07/31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莫邦富:往年我1年的海外出差基本要多达20次左右。而今年从1月下旬以来,因为新冠病毒问题困在日本国内不能去海外出差的时间已经超出半年多了。这是自1990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所以,现在对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来说,什么时候才能重启中日之间的人员来往,这才是他们最关心的大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最近总算有了一些令人期待和兴奋的新消息。
7月29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长达80分钟的电话会谈,就恢复因新冠病毒感染而停止的商务客人等人员的国际往来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愿意尽快开始协调。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消息。
然而,也就是29日这一天,日本全国新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达到1002名,一天的感染者首次超过了1000名。翌日即30日,东京都新的感染人数达367人,刷新了过去最高纪录,累计人数突破1万2000人。而日本全国则新增感染人数1305人。这些信息情不自禁地令人担忧起来,中日之间重启人员的国际往来的计划会不会因此而受到不佳影响。
作为生活在东京都的一位居民,我很自觉地响应东京都政府的号召,尽量不外出。虽然政府要求留在家里不外出的紧急状态宣言期间早已结束,但我还是给自己追加了一个自我封闭期间。这样读书时间就相应要比平时增加不少。
但是,看书也会发生麻烦问题。有时会因为书的内容,产生一种想到有某种气氛的环境中去阅读的欲望。我一向认为,一个情景交融的读书环境将有助于加深对所读之书的理解。这是我很早就养成的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奢侈或任性的习惯。但这又和避开“三密”状态,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东京都政府的号召产生冲突。所以,有点左右为难之感。
我出过一本合译的书籍,是女作家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日文书名叫《上海メモラビリア》。我和这本书的相遇是在1998年2月。
当时,我去香港出差,在作家兼记者江迅家里住了一晚。睡觉前,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那就是《上海的风花雪月》。翻了几页后,凭直觉判断这是一本可以向日本读者推荐的好书,当即对江迅说:“把这本书给我吧。我想在日本出版。”
第二天,我去深圳出差。白天忙于工作,晚上才有时间躺在酒店的床上看书。可是,才看了两页左右,我就赶紧换上外出服装跑出酒店,打车到深圳火车站附近的一家上海菜馆,叫了一客上海人喜欢吃的宁波汤团和红豆莲心汤。我一边吃着这些甜食,一边心情轻松地开始阅读《上海的风花雪月》。
虽然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人工打造的一种疑似上海氛围的环境而已,但还是觉得不在这样的氛围环境中读这本书,就会觉得对不起这本书及它的作者。
我连续三天晚上都去那家餐馆。从第二天晚上开始,我感觉到店员的待客态度明显有了变化。她们安静地给我泡上茶后,尽量都不来打扰我,亲切地为我创造了一个尽量安静不受干扰的读书环境。这样我就在远离上海的深圳火车站附近的上海菜馆里,获得了可以安安静静地阅读这本书的奢侈的时间和空间。
自家附近车站前的日高屋和笔者在午夜阅读 |
5年后的2003年5月,《上海的风花雪月》日文版在日本上市。
这可以说是寻求情景交融的读书环境的一个典型往事吧。《上海的风花雪月》那如泣如诉的倾诉,对上海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所倾注的那份细腻的情感,值得我深夜跑出深圳的酒店,坐车到火车站附近的上海菜馆去寻找一个阅读她、走进
她、了解她的读书环境。
我经常需要写书评,往往还是经济题材的书籍为多。有时在自己家的书房里,却怎么也燃烧不起阅读的激情。
有一次,就是如此。那天夜里本想阅读一本需写书评的新书,可是在东京自己家的书房里,怎么也进不了读书的心境,想到一个稍稍有点拥挤杂乱并飘漫着浓厚的平民生活气息的空间里去阅读那本书的心情变得非常强烈。思忖半刻,尽管已是深夜时分,我还是果断地离开了家。
然而,在午夜时分的我家那一片,找不到一家通宵营业的咖啡馆。没办法,只好走进车站前一家叫作“日高屋”的中餐馆,点了一碗540日元的蔬菜汤面。尽管伴随我读书的不是散发着芳馨香味的咖啡,而是撒了一层胡椒面的属于下里巴人的汤面。但多亏了这份蔬菜量很充足的汤面的伴读,我花了大半夜时间顺利读完了那本书,然后又一气呵成地写完了书评文稿。
说到文稿写作,其实我有不少专栏文稿就是在出差途中的机场休息室、高铁候客厅、车站餐厅等场所里写成的。期待中日之间早日重启国际人员来往,作为一个时刻追踪着经济第一线动态的作家、经济评论家,我觉得赶往时代最前线的旅途,才是我最好的情景交融的读书环境和写作空间。
莫邦富 简历
上海出生。曾下乡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曾在该校任教。1985年留学日本,在日本读完硕士、博士课程。现在是旅居日本的华人作家、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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