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早阵子，吾友，立法会议员邝俊宇的面书群组中，说他的选区的地铁站出现一张海报。一张电影《十二个想死的孩子》的海报。那位市民觉得，这样子的海报，令他不安，也有教唆孩子自杀之嫌，所以希望「投诉」。在面书投石问路，问有什么投诉门路。谁知事与愿违，大众看到这种「可以去什么地方投诉」。结果被网民不断的反击，说这种「题材」的电影，其实没什么大不了。

      有些事情出现，就需要投诉，想人家收声，这是那码子的言论自由，那码子的国际城市。

      电影《十二个想死的孩子》（十二人の死にたい子どもたち）改编自《天地明察》作者冲方丁第一部现代推理同名小说。故事大概是12个想死的未成年人，聚集在一家荒废的医院之中，希望集体执行安乐死。但后来房间内忽地出现一具尸体，打乱了大家原本的计划。究竟死者是谁？为何而死？凶手是否隐藏在12人之中？这12个人想死的青年慢慢和盘托出想死的原因，而密室杀人事情的真相也慢慢拆解。最后的结果是怎样我不说出来了。反正说出来感觉也令人失笑。

      但这种「一堆小孩想寻死」的故事，好像经常在日本的流行文学中出现。

      无他的。故事就需要冲突，没有冲突比「死」来得情绪化。死，好像一切都完了。要完结，也许都不一定最可怕。最可怕的是，面对「完结」这件事，可长可短，可痛苦可舒泰。面对成长，怕的也许都不是死亡，而是慢慢失去「现在的能力」的恐惧。

      想死这件事，不是可以随便拿来说笑的。我念心理学的朋友都说，他们在学的时候，总是听到同学在通讯软件中说「好想死」。有些把这三个字当成「认真」的同学，都会很有气。你说你想死，我们就会想知，你为什么想死？为什么要死？死了就完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样好吗？我是你朋友，你死了，我会很不高兴的，你明白吗？

      在华人的常识中，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你要了结自己的生命，没有人可以阻止，但做了，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说：自杀的人下辈子再轮回，定当不可以再做人。当然，你可以打趣的说，如果可以做到香港的猫，或是日本的狗，也许都比在香港或日本做人来得舒服。

      直至现在，我就算工作多辛苦也好，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我想死」来讨拍拍。这是对人的基本尊重。

      只是，尊重，真的有意义吗？

      最近，有香港传媒搞了一个自称做「社会实验」的事情，就是找一些青少年学生在学校「扮想跳楼」，在侧拍看看身边的同学会出手相救，还是袖手旁观。

      我看到这样子的稿题，当下觉得香港的记者真的是泯灭人性的天才，想出这种一定会引起别人点击的点子。然后，让这稿题付诸实行的采主定当是泯灭人性且对新闻学一窍不通。如果你自称自己在做「实验」，若然任何牵涉真人的实验，在学界都需要有极高的道德规范标准。这种道德考察的「节目」，如被访者不知情，就绝对有机会令被访者或涉事者留下心理阴影。若事后有人戏假真做，又有谁去负上任何的道德责任？如被访者是知情的，那就是一个「没有剧本的虚构剧」，就是欺骗读者。

      在虚构文本中，写一下「想死」，「自杀岛」这些事情，我还可以觉得是「创作自由」范围的事情。读的时候，也不会当真。在新闻网站看到「社会实验」，一不知道有何道德基准去实行「实验」，二不知道那实验对「白老鼠」们有何影响，三不知道有何专业人士协助那些完成实验的「演员」，我倒也不知道我那些年念的「新闻道德」伦理，已不重要了。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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