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眼(237)脱口秀的人
2018/09/27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阅读香港的电视史之时,我们的教授都会说一个故事。他们用的,是一套「后殖民论述」。大概是,香港的电视文化,都很受「英国电视」的风格影响。比方说,在电视新闻之中,很多时候都不可以像日本一样,加插像wide show内(即香港的《东张西望》之类)的情节。新闻就是新闻,就算是大台报道自己的「选美节目」谁是冠军,都会被批评这些「软性新闻」不应该在那些时段出现。
初到日本的时候,其中一件觉得「有趣」而又有点「不习惯」的事,是日本的电视台,即使在晚间,理应是认真的新闻节目,都会很随便的就把「饮食资讯」当成是「正当新闻」的其中一节。
状况就好像是,上一秒还在聊安倍的什么国会答辩,下一秒就会变成「激安!大众追捧的超格安超市!」之类的资讯。
新闻之所以变得正统,大抵是因为这样子的表述,可以给人权威的感觉,一直以来,所以不少曾经在电视当新闻播报员的,都会被市民有一个印象他们说话很有说服力,然后当他们离开新闻主播台,都会成为各式广告的代言人。对,在香港,你根本不会相信任何人的广告,广告本来就是骗人的呀。但找前新闻主播卖广告,就可以消费他们以前储下的所谓「权威感」了。
权威感。这个字很有趣。在日本,有些文化人的说话特别有「份量」,不论是补习名师林修,或是资深记者池上彰,大家都好像对他们的话特别入信。大家都会觉得,即使那些资料,在网路上用力找定当可以找到得到,但在电视上可以被动地接收一些资讯,对上一代少上网的人而言,还是有一种魅力。
问题是,在香港,为什么产不出一些像星期日富士电视台松本人志和东野幸治的《wideshow》、美国的《Late Show》或是台湾以前中天电视台的《全民大闷锅》之类的节目呢?问题千头万绪,但当中的原因,也是文化性的。当政治娱乐化之后,很多人都担心娱乐人物有动员选民的能力。这些政客做的事情,换了是由娱乐圈中人处理,操作的复杂性就会几何级数上升。
在中国、台湾或是香港,也许都有很多人不想这些「脱口秀明星」出现。而且,在华文社会,你是谁比你说什么更重要。同一句说话,即使是「阿妈是女性」,由名人,重要的人,受敬仰的人说出来,都比任何无名氏说出来都来得有意义。而在香港,更重要的是只要你把真话说出来,在网路现在有很多黑社会和打手随时候命,看风转向,既得利益者组成的网军早已成形,所有「网路的言论」都不是「大家的言论」,而是一种有导向性的,自由意志系数极低的风向制成器?
你如何想?不重要,网路的大户如何想,那些内容农场如何制造假新闻,才是正经。那么,从小到大,你要成为一个敢言的人吗?对不起,你不会,也不会有可能得到很多好处。一个人说自己相信的话,引来一堆人评语,评定的不是你言论的正确性或公允性,而是你的人格。
从小到大,家人都教我说话要诚实,做人要耿直。这样子的家教,令我吃不少苦头。人大了,见识多了,才开始明白,为什么日本的新闻节目要掺入这么多的「激安资讯」和「最强拉面」。说一些饮饮食食,最无争议的事情,是最安全的。评论,一定有刺。有刺,就会有人受伤。要和平,大家就避开问题好了。这样子,世界才会和平。world peace。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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