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中国中产阶级不属于“官二代”、“富二代”，也非社会底层。中国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发展。但是，在城市化浪潮中，亿万中产阶级呈现原子状态，个体孤立、内心不安。他们强烈关心他们自己的财富是否能够保值、增值，同时他们对安全、安定、安心问题有强烈要求。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安全需求，构成了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中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度比较低，也比较消极。因此他们是政治世界中沉默的多数。他们对政治的这种态度，从目前看，也许有利于政治稳定。但从中长期来看，如何促进中产阶级的政治参加，对中国政治来说是一个重要课题。 

为了提高孩子的修养，父母的教育热情正在高涨（上海市内的音乐教室）

　　作为社会政策，要防止目前中产阶级的不稳定及其衰落。中国老龄化正在迅速发展，中产阶级一旦进入退休年龄，可能在财务或心理上成为社会负担。目前，西方发达国家被高福祉政策绑架。“银色民主浪潮”席卷发达国家，老龄选民推动导致国家把财力日益转向福祉。这严重影响压迫国家预算对教育、新产业的投资。如何保证老年中产者的福祉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在中国，一个居住在城市群中的银发族，可能日益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发声群体。中国政治是否对一个高龄化的中产阶级社会做好准备？

刘迪

　　在中国文化、教育界，传统主义崛起。在社会日益分裂、小众化过程中，传统主义构成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基础。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各地少儿古典阅读班如雨后春笋。在文艺节目中，古典题材越来越多。今年9月，中国语文教科书采用的课文，古典部分超过50%。据说，这是1920年代以来，选用古文最多的教科书。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传统教育的断裂。有人说，目前教科书的修订，是“矫枉过正”。如何看待文化、教育界的传统主义？尼克松曾在《领导者》中谈到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不同。他说美国革命，其目的是为维护传统，而法国革命，仅是把旧的东西一扫而光。其实，近代中国早期革命者，在这一个意义上，与美国革命者有共通之处。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喊出“告别革命”口号。也许，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回到19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原点。他们革命的终极目的，本来是捍卫其本位文化。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刘 迪 简历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国际协力研究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毕业、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