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刘迪：今年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20周年。记得1991年甫到东京，我曾与一庆应大学教授做过一番长谈。当时，国际社会对邓的评价有波动，但这位教授却高度评价邓的功绩。那时，还没有“南巡讲话”，人们更不知道此后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世贸等，但那位教授却预见，在邓的路线下，中国将会一步步恢复世界大国地位。 

邓小平1992年南巡（中国画报社提供图片）

　　邓小平的超人之处，在于其无视“本本”，重视实践的理性态度。这个特点，与他早年在欧洲社会的体验，对美日发达国家的观察以及对苏联模式的洞察均有关系。他从事实出发制定政策，从善如流，不僵化，这是邓小平力量所在。

　　在邓小平路线下，今天中国呈现多元社会、经济自由化、行政分权。在深厚的文化积淀，社会多样性之上，中国导入外部世界的新知，极大刺激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欲望。这种欲望，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动力。

　　以西方角度看，中国仍是威权体制国家。但我们知道，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可以不听取人民的意见而可以长期存在下去。中国政治观察家发现，不论在邓小平在世期间或其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一直不断调适其统治方式。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存在至今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的成功，在于他在中共高层政治家中的威望，以及他懂得如何利用大批熟悉中国中层、基层社会的官僚。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地方领导力量的发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实施了一种“行为联邦制”。中央与地方，存在一定的行为模式，虽然不是契约，但却形成一定之规。中央以GDP成长为标准，建立了一个干部考核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实行地方首长责任制。任何经济、社会目标，都被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放，一直到最底层。有人称这套系统为“压力型体制”。正是在邓小平设计的这个体制下，中国创造了高速增长数十年的奇迹。

1972年10月邓小平（右）访问时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左）与桥本龙太郎（中）（kyodo）

　　但是，中国中央政府的GDP主义，让地方官僚以为，只要完成经济发展目标，自己在其任地做任何坏事，中央都不闻不问。中国高速增长的时代，也是地方官僚腐败日益猖獗的时代。一时间中国舆论盛传“改革与革命赛跑”，形势十分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