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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明治维新的志士福泽谕吉(他的头像印在了今天日本的一万日元的纸币上，他也是日本名牌大学庆应大学的创办人)从欧洲考察回来以后著书告诫其国民：“天不造人上人，天不造人下人”，这种天下公平的思想学说多少也影响了鼓吹天下为公的辛亥革命领袖孙文。福泽谕吉宣扬“敬天爱人”和孙文的博爱同出一辙。很遗憾的是毛泽东教导他的子民“人定胜天”，后来就有了农业学大寨，这实在是恐怖主义的理论。毛泽东推动的改天换地的结果就是风不调雨不顺，1960年代初，仅仅3年就饿死几千万人。到今天为止中国也没有能够实现敬天爱人。只有实现敬天爱人，一个国家才能够和谐。

柯隆

　　明治维新时，日本并没有从西方学习多少技术，他们从欧洲输入的是先进的法律体系，并且启蒙国民遵纪守法，建立了三权分立，实现了主权在民。明治维新没有造就一批土豪，但成就了一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志士。到今天日本人也没有忘记这批志士，所以才把他们的代表人物的头像印在了纸币上。虽然日本的天皇是国家的象征，但你在钱币上找不到天皇的头像。这一点太耐人寻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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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出一批土豪。过去的30多年里，实际GDP年均增长9%左右，但记入富豪排行榜的中国的土豪们的个人财富每年以上千倍的速度膨胀，他们跟外国富商学会了购买私人飞机，个别家族富可敌国。这正常吗？我从来不鼓吹仇富，但如此悬殊的财富分配一定意味着灾难。因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无论他怎么付出努力都不可能换回年增长1000倍以上的财富。我们看到有太多的官员是先天下之乐而乐。有官员告诉我，不能先天下之乐而乐，那我当官干吗？这也是大实话。

　　以前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可是，考察今天的中国经济，生产力发展了，但制度改革没有跟进。有人说，科技落后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但造成科技落后的原因是制度的落后，所以，中国经济的瓶颈应该说是制度的落后。

　　澳大利亚有一个智库(研究所)，他们每年估算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指数”，2015年，中国的外交指数位居世界第三(第一是美国，第二是法国)。这个指数里，排名越靠前，其外交影响力越大。另外，联合国每年委托一个非政府组织估算各国的“腐败认知指数”，这个指数越接近100，说明这个政府越廉洁，反之，这个指数越接近零，其政府就越腐败。根据他们的计算，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是挪威和瑞典等北欧国家。我有旅居北欧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我们这儿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相信。北朝鲜的得分只有8，属于最腐败的那类。全世界的平均值是43，很遗憾他们测算出的中国的腐败指数是38，在世界排行第100名。一个不光彩的现实。

　　这几年，国内的反腐如火如荼，从落马贪官的人数及贪腐的金额，我们无法质疑这家非政府组织的计算的公正性。如果官员的贪腐只是个案，那我们可以追究其个人的道德修养；但大面积的贪腐出现，我们就应该检点我们的制度了。我的家乡南京市，书记和市长都锒铛入狱，这是为什么？

　　过去的30多年，中国学习引进外国的技术成功地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制度的引进滞后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今天经济发展放缓，新常态不是坏事，问题在于改革在倒退。政府每年派往国外的考察团，很多实际是去旅游的，其次，是考察国外的基础设施和工厂，但考察国外文化和制度等软实力的很少。我们看到国内建设了很多巨型高楼，外表宏伟，但内部没有内容，缺乏美感和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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