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 后藤卓彦:日经中文网去年12月26日刊登了壁纸的
《中日新领导人都面临同样的课题?》 ,指出中日两国都属于“投入依赖型”增长,也就是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资金来实现经济复苏。当然,两国政府都非常清楚,仅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存在极限,为了刺激企业的活力,保持经济增长,两国正在探索新的战略。但在这方面,习近平体制和安倍晋三政权的思路似乎也有相通之处。
中国宣布在汽车和钢铁等9大主要行业推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方针。新日铁住金首席执行官宗冈正二说:中国钢铁行业对于每年7亿吨的需求,却拥有9亿吨的粗钢生产能力。仅仅这一供需缺口就高达日本全年产量的2倍,因此需要以某种形式加以解决。但是,中国不是依靠市场竞争来淘汰落后产能,而是由政府指定进行兼并重组的行业,“政府主导”的色彩非常浓厚。
少数大型企业在政府主导下兼并大量中小企业,以提高竞争力的做法正是以往日本通商产业省(现在的经济产业省)的看家本领。而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并取得今日之成功的汽车厂商则是本田。1961年通产省推进的《特定产业振兴法案》规定,所有汽车厂商整合并入现有大型企业,禁止新企业进入。当时,只能生产摩托车的本田也被排除在汽车市场之外。据称,反对这一政策的本田创始人本田总一郎找到通产省的官员,言辞激烈地表示不会放弃生产汽车。其后,本田无视通产省要求停产的禁令,开始了汽车生产,最后建立了今天的地位。另一方面,《特定产业振兴法案》未曾公布就遭到了废弃。
根据中国的兼并重组方针,前10位企业的国内市场份额要从目前的87%提高至90%,形成3~5家大企业。从目前的份额来看可以想象,只有一汽、东风汽车、上海汽车、广州汽车、北京汽车、长安汽车以及奇瑞这7家企业能够作为3大或者5大厂商保留下来。而民营厂商吉利和比亚迪等新兴势力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中国是否会毁掉“未来本田”的萌芽?这些问题令人担心。
再看日本。日本政府的“产业竞争力会议”1月23日召开了首次会议。与会者包括相关内阁成员、专家和民营企业经营者,共计10人。政府方面的代表、经济产业相甘利明强调的是“Targeting Policy(目标设定战略)”,即将健康、能源、新一代基础设施、农业与旅游等地区资源定为四大重点领域,并分别提出战略目标。今后将通过针对研究开发投资的税收优惠以及放宽管制来积极扶持特定产业,这与“政府培育民间特定领域”这一以往日本的产业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
针对政府划定成长性领域的做法,民间人士似乎存在不同意见。乐天社长三木谷浩史对记者说:“国家资金进入特定领域和产业可能带来道德风险”。很多在野党议员认为,应该通过签署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和放宽限制来促使海外企业与日本企业处于同等竞争条件下。
不依靠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自己做决定的做法是政治家和官员们的本性?还是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想要效仿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依靠国家主导在2000年代实现了令人惊异的快速增长。但事实是中国的国家主导型增长战略也给经济留下了严重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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