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进入新阶段的过渡期
2013/01/29
编者按：丹羽宇一郎日本前驻华大使在日本经济新闻（电子版）“经营者博客”开设专栏。经过丹羽宇一郎本人同意，日经中文网刊登其中文版。
丹羽宇一郎：自从尖阁诸岛(编者注：中国称钓鱼岛)问题引发过激的反日游行以来，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中，考虑撤出中国的企业似乎正在增加。据称，企业撤出中国时需要向劳动者支付补偿金和做当地政府的工作等，与日本相比撤出手续并不简单，因此讲授撤出经验的讲座受到了不少日本企业的追捧。
的确，凸显“中国风险”的此次事件或许将成为日本企业调整在华业务战略的契机。第一，能否在中国持续实现盈利？将盈利还原到日本，用于研究开发和新增投资，积极在中国进行再投资这一循环能否继续？如果对日本和中国双方都有利益，就可以说非常值得继续投资。
原材料当地采购的便利性、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以及劳动者素质等因业务领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综合考量中国的各种因素和风险的基础上，如果判断存在比中国更加适合的国家，撤出中国转向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可以成为选项。例如在纺织行业，投资目的地似乎正在从中国转向孟加拉国。如果对中国没有信心，认为“中国还是有风险，打算撤出”，那么最好也不要勉强留在中国。如果自己没有信心，对方也只能心存疑虑。这样很难取得成功。
当然，这里说的并非所有日本企业是应该撤出还是留在中国，而是说自己进行判断非常重要。此外，如果留在中国，就需要做好比以前更好的准备，要自己保护自己的工厂。我认为经历过反日游行的日本经营者对此会深有同感。
那些撤出中国的讲座等或许能够学习普遍性的经验，但无法告诉一个企业是应该撤出还是应该留在中国。通过讲座收集信息或倾听专家的意见当然非常重要，但最有能力综合分析中国的发展潜力和风险的则是从事具体业务的当事者。
在反日游行达到高潮时，甚至有就职于日系企业的中国员工离开岗位去参加游行。因这种事态而深受打击的日系企业相关人士应该不在少数。此前，中国有关提高工资等的劳资纠纷就在增加。在最近5年里，劳动者工资已经涨至2倍。
但是，请诸位回顾一下过去的日本。自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启动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日本的劳资纠纷出现了急剧增长。现在日本的劳资纠纷发生数量为每年30～40起左右，而在上世纪70年代的顶峰时期，则高达5000起，罢工也是屡见不鲜。要求改善待遇的劳资纠纷增加的结果是工资甚至以超过年率30%的速度上涨。企业的经营者不会自发提高劳动者工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经过劳资纠纷，工资就不会增长。
在中国，我经常对日本企业的人这样说：“过去的日本也像现在的中国那样存在劳资纠纷。中国并不是特殊的”。日本在经过劳资纠纷，员工工资水平得到提高后，日本的经济也从出口主导型进入了内需主导型的发展阶段。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正处于即将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过渡期。在跨越这个时期后，中国将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对日系企业而言，依托巨大的中国市场的内需，商机很有可能会不断扩大。
当然，中国也存在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情况。由于多年来的反日教育，中国的确存在民众不满情绪以反日游行的形式发泄出来的风险。对此，我仍然想说：这对当事者而言冷静分析风险和可能性、根据经济合理性认真思考与中国打交道的一个机会。
丹羽宇一郎专栏：
“领土问题”首先需要对话
我在中国遇袭的那一刻……
丹羽宇一郎 简历：
丹羽宇一郎1939年1月出生于名古屋市。在伊藤忠商事粮食部门担任粮食外贸业务员时崭露头角。1998年就任社长，第2年果断清理了约400亿日元不良债权，实现了V字型复苏。2010年6月，因中国人脉丰富而受到关注，成为日本第一位来自民间的驻华大使。父母经营书店，从小耳濡目染，是日本商界数一数二的热爱读书的人。喜欢古典音乐赏析、书道和俳句等，爱好广泛。
版权声明：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违者必究。
丹羽宇一郎：自从尖阁诸岛(编者注：中国称钓鱼岛)问题引发过激的反日游行以来，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日本企业中，考虑撤出中国的企业似乎正在增加。据称，企业撤出中国时需要向劳动者支付补偿金和做当地政府的工作等，与日本相比撤出手续并不简单，因此讲授撤出经验的讲座受到了不少日本企业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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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羽宇一郎 |
原材料当地采购的便利性、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以及劳动者素质等因业务领域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在综合考量中国的各种因素和风险的基础上，如果判断存在比中国更加适合的国家，撤出中国转向其他国家进行投资可以成为选项。例如在纺织行业，投资目的地似乎正在从中国转向孟加拉国。如果对中国没有信心，认为“中国还是有风险，打算撤出”，那么最好也不要勉强留在中国。如果自己没有信心，对方也只能心存疑虑。这样很难取得成功。
当然，这里说的并非所有日本企业是应该撤出还是留在中国，而是说自己进行判断非常重要。此外，如果留在中国，就需要做好比以前更好的准备，要自己保护自己的工厂。我认为经历过反日游行的日本经营者对此会深有同感。
那些撤出中国的讲座等或许能够学习普遍性的经验，但无法告诉一个企业是应该撤出还是应该留在中国。通过讲座收集信息或倾听专家的意见当然非常重要，但最有能力综合分析中国的发展潜力和风险的则是从事具体业务的当事者。
在反日游行达到高潮时，甚至有就职于日系企业的中国员工离开岗位去参加游行。因这种事态而深受打击的日系企业相关人士应该不在少数。此前，中国有关提高工资等的劳资纠纷就在增加。在最近5年里，劳动者工资已经涨至2倍。
但是，请诸位回顾一下过去的日本。自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启动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日本的劳资纠纷出现了急剧增长。现在日本的劳资纠纷发生数量为每年30～40起左右，而在上世纪70年代的顶峰时期，则高达5000起，罢工也是屡见不鲜。要求改善待遇的劳资纠纷增加的结果是工资甚至以超过年率30%的速度上涨。企业的经营者不会自发提高劳动者工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经过劳资纠纷，工资就不会增长。
在中国，我经常对日本企业的人这样说：“过去的日本也像现在的中国那样存在劳资纠纷。中国并不是特殊的”。日本在经过劳资纠纷，员工工资水平得到提高后，日本的经济也从出口主导型进入了内需主导型的发展阶段。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正处于即将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过渡期。在跨越这个时期后，中国将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对日系企业而言，依托巨大的中国市场的内需，商机很有可能会不断扩大。
当然，中国也存在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情况。由于多年来的反日教育，中国的确存在民众不满情绪以反日游行的形式发泄出来的风险。对此，我仍然想说：这对当事者而言冷静分析风险和可能性、根据经济合理性认真思考与中国打交道的一个机会。
丹羽宇一郎专栏：
“领土问题”首先需要对话
我在中国遇袭的那一刻……
丹羽宇一郎 简历：
丹羽宇一郎1939年1月出生于名古屋市。在伊藤忠商事粮食部门担任粮食外贸业务员时崭露头角。1998年就任社长，第2年果断清理了约400亿日元不良债权，实现了V字型复苏。2010年6月，因中国人脉丰富而受到关注，成为日本第一位来自民间的驻华大使。父母经营书店，从小耳濡目染，是日本商界数一数二的热爱读书的人。喜欢古典音乐赏析、书道和俳句等，爱好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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