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新领导人都面临同样的课题？
2012/12/26
日经中文网 后藤卓彦：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将于12月26日成为首相，安倍新政权的最优先课题就是“经济增长”。已经率先起步的中国习近平新领导体制肩负着到2020年使经济规模和收入与2010年相比实现倍增的任务，在12月15～16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工作基本方针。增长7%的中国与增长1%的日本尽管各有不同，但对两国新任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做一对比就会发现双方都面临着共同的课题。
在自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众院选举后，日本股市开始上涨。日经平均股价12月19日时隔8个月重返1万日元大关。在舆论调查传出“自民党优势”的消息后就开始一路上涨，选举结果出来后上涨势头依旧不减。因为市场对安倍新政权“增长优先”路线的期待又进一步提高。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以大企业经营者为对象进行了紧急舆论调查，作为新一届政府应解决的经济课题，“实施成长战略”位列榜首。安倍在当选后无论是发言还是活动，和外交有关的部分极少，几乎全都跟经济政策有关。中国尽管正密切关注着安倍的鹰派外交路线，但对安倍政权而言最关心的仍是经济。
安倍要求尽快实施强有力的金融宽松，呼吁日本央行与政府缔结政策协定。并为进一步扩大2012年度内的支出、确保10万亿规模的补充预算而开始行动。如果在中国的话，可以按照政府的要求，由银行扩大融资，但日本却不一样，民间银行只是政府的伙伴。面对这一状况，政府只好向央行施加压力，要求向银行注资。在当选之后，对财政和金融政策实行总动员的姿态变得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体制已经率先起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召开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尽管在用词上不同于以往的“较快发展”，但既然提出了“收入倍增”，就得提升经济增长率，因此依旧面临着如何维持高速增长的课题。
中国会出台怎样的增长战略？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针，提出了“稳健的金融政策”，对于进一步的金融宽松持慎重态度。也许是担心房地产泡沫和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但还是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看来将会继续积极开展公共投资。事实上，今年下半年出现的铁路部门等公共投资增加是公认的显示中国经济触底反弹的风向标。
当然也不能完全依赖公共投资。投资主导的增长将会导致产能过剩等严重偏差，这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的批评，在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但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告中特意强调了“有质量，有效率”增长的必要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就已经道破了该地区的经济属于“投入依赖型成长”，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成为原动力，中国领导层已经充分认识到当务之急就是摆脱这一增长模式。但现在并没有具体的“有质量，有效率”道路。在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告中尽管提出了“要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等方针，但并未明确指出在哪些领域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传统的投入依赖型增长，日本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劳动力方面自不用说，在经常收支也大幅减少的现在，通过发行国债来填补财政赤字缺口的局面不知要持续到何时。现在即便经济增长率提高上来，也仍会给下一代留下巨额亏空，日本年轻一代也许得加强储蓄减少消费了。作为成长战略，自民党提出了在10年里投资200万亿日元的防灾建设计划，但许多人对此产生警惕，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顾问小峰隆夫说：“看来又想实现公共投资依赖型的增长”。
但不能总是通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牵引经济，需要找到能够发挥民间企业最大活力的办法。正因为如此，自民党才在政权公约中针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大胆宽松”。“总方针”虽然如此，但并没有提及具体。
中国正在摸索如何摆脱投入依赖型增长，而日本却迫不及待地想通过投入来恢复增长，并且还不清楚随后怎样做到持续增长。尽管存在阶段性差异，但面临的困扰却是相同的。
在经济摆脱了最难熬时期后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在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进入财政紧张时代后该采取怎样的成长战略？中国与日本的新领导人在举行首脑会谈时应该就这些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认识到共同面临着重要课题，或许能加深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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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民党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众院选举后，日本股市开始上涨。日经平均股价12月19日时隔8个月重返1万日元大关。在舆论调查传出“自民党优势”的消息后就开始一路上涨，选举结果出来后上涨势头依旧不减。因为市场对安倍新政权“增长优先”路线的期待又进一步提高。
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以大企业经营者为对象进行了紧急舆论调查，作为新一届政府应解决的经济课题，“实施成长战略”位列榜首。安倍在当选后无论是发言还是活动，和外交有关的部分极少，几乎全都跟经济政策有关。中国尽管正密切关注着安倍的鹰派外交路线，但对安倍政权而言最关心的仍是经济。
安倍要求尽快实施强有力的金融宽松，呼吁日本央行与政府缔结政策协定。并为进一步扩大2012年度内的支出、确保10万亿规模的补充预算而开始行动。如果在中国的话，可以按照政府的要求，由银行扩大融资，但日本却不一样，民间银行只是政府的伙伴。面对这一状况，政府只好向央行施加压力，要求向银行注资。在当选之后，对财政和金融政策实行总动员的姿态变得更加明显。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体制已经率先起步。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召开的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尽管在用词上不同于以往的“较快发展”，但既然提出了“收入倍增”，就得提升经济增长率，因此依旧面临着如何维持高速增长的课题。
中国会出台怎样的增长战略？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针，提出了“稳健的金融政策”，对于进一步的金融宽松持慎重态度。也许是担心房地产泡沫和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但还是明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看来将会继续积极开展公共投资。事实上，今年下半年出现的铁路部门等公共投资增加是公认的显示中国经济触底反弹的风向标。
当然也不能完全依赖公共投资。投资主导的增长将会导致产能过剩等严重偏差，这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的批评，在这里就不详细论述了，但正是由于这一问题，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告中特意强调了“有质量，有效率”增长的必要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就已经道破了该地区的经济属于“投入依赖型成长”，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成为原动力，中国领导层已经充分认识到当务之急就是摆脱这一增长模式。但现在并没有具体的“有质量，有效率”道路。在经济工作会议的公告中尽管提出了“要增加并引导好民间投资”、“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加快科技创新”等方针，但并未明确指出在哪些领域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关于传统的投入依赖型增长，日本马上就要走到尽头了。劳动力方面自不用说，在经常收支也大幅减少的现在，通过发行国债来填补财政赤字缺口的局面不知要持续到何时。现在即便经济增长率提高上来，也仍会给下一代留下巨额亏空，日本年轻一代也许得加强储蓄减少消费了。作为成长战略，自民党提出了在10年里投资200万亿日元的防灾建设计划，但许多人对此产生警惕，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顾问小峰隆夫说：“看来又想实现公共投资依赖型的增长”。
但不能总是通过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牵引经济，需要找到能够发挥民间企业最大活力的办法。正因为如此，自民党才在政权公约中针对经济增长提出了“大胆宽松”。“总方针”虽然如此，但并没有提及具体。
中国正在摸索如何摆脱投入依赖型增长，而日本却迫不及待地想通过投入来恢复增长，并且还不清楚随后怎样做到持续增长。尽管存在阶段性差异，但面临的困扰却是相同的。
在经济摆脱了最难熬时期后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在少子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进入财政紧张时代后该采取怎样的成长战略？中国与日本的新领导人在举行首脑会谈时应该就这些问题坦率地交换意见。认识到共同面临着重要课题，或许能加深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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