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瑞穗银行法人推进部主任研究员 汤进：美国于5月15日宣布新规，要求使用了美国的技术或设计的半导体芯片出口给华为时，即使是在美国国外的厂商也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证。结合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提出的美企撤离中国的建议可见，美国打击华为大大超出了经贸范畴。比起库德洛的发声，日本政府提出资助日企将其生产基地撤出中国的政策似乎更有影响力。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供应链停滞的大环境下，日美同时发声将企业撤出中国，一时间在国内引发强烈反响。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外资企业的政策红利在减少，加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外资企业对华投资也日益平稳。近年，在中国国内成本的上升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在华日企出于分散供应链风险和降低成本的考虑，在疫情前即开始向东盟国家转移。口罩等卫生用品为主旨的日本的迁移政策今后是否会在国家经济安全层面上成为日企撤离的推手？日系车企能否避免重蹈家电企业的覆辙，长期留在中国发展？本文通过浅析日本制造业以及汽车产业在华现状，权衡日企撤离中国说之利弊，知己知彼才能让中日企业在技术和产品上互补，谋求共同发展。

广汽丰田生产的混合动力车雷凌双擎(笔者摄影)

　　日企南向东盟是必然

　　新冠肺炎的蔓延导致中国生产的工业产品和日用品向日本出口滞后，日本国内的汽车工厂被迫停产，口罩荒也持续了数月。日本政府在4月7日出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第Ⅳ部中指出，针对某一国家依存度高的产品和零部件，考虑通过生产基地回归日本或向东南亚分散来构建强韧的经济架构。为此日本政府将对中小企业设备搬迁费提供2/3的补助，大企业则提供1/2的补助。

　　日本虽有国家安全保障方面的考虑，但该政策的目的在于分散供应链风险而非出资鼓励日企撤出中国。该政策无强制力，虽然日企不会因补助大规模撤出中国，但是笔者认为今后中低端产品向东盟转移的步伐加快，日企在疫情之后会增加中国以外的供应商来规避供给风险。

　　2012年以后，中日两国的钓鱼岛问题催生了日企的“China+One”战略。随着中国制造业成本的逐步提高，部分高附加价值且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产业回归日本，而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东盟国家，这也是国际分工的必然趋势。另外，中国企业的成长以及产品质量的迅速提升也使部分日企的产品竞争力下降，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国。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于今年3月至4月，对华东地区的710家日企，华南地区的457家日企进行了是否会调整供应链的紧急调查，结果显示：华东地区14%的日企，华南地区15%的日企会做出调整。在中美贸易摩擦和疫情的双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约85%的在华日企目前持维持态度。其实，过去五年中考虑缩小或转移在华业务的日企占在华日企的比例一直维持在10%，日本制造业总体来说难以离开中国，但部分低附加价值行业为了提升价格竞争力而不得不转移去东盟国家。

　　日系车企撤离中国非易事

　　在华常驻日本人目前约12万4千人，虽比2013年减少了2.6万人，但是在华日本商务人士的质量也越来越高，扎根于中国当地，能适应当地环境的人才也在逐步增加。日企的人才储备程度决定了深耕中国市场的可能性。2017年末，在华日企有32,349家，比2015年峰值减少了大约1000家，占海外日企总体43％。这个比率远远高于第2位的在美日企8606家，和第3位的在印度日企2510家。其中在华具有一定规模以上的制造业日企约3700家，占日企海外制造业企业总体的20%(日本外务省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