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金坚敏：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令，正式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而实现他在竞选总统时所作的承诺。尽管退出TPP只意味着中止批准手续，对美国经济来说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在美国对这一决定也褒贬不一，对于积极推动TPP，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的日本而言失落感非常强烈。TPP被称之为“一个高标准的、能够作为亚太地区区域一体化平台的21世纪贸易协定”， 奥巴马强调TPP的意义时说“世界经济规则要由我们制定，而不是中国那样的国家”，而美国贸易谈判高级官员还“赞扬该贸易协定还建立了现代贸易标准，包括保障劳工权利和保护环境等”。因此，一部分观察家及媒体评论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决定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因为TPP不仅具有积极的经济效益，还拥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被看作用来制衡中国影响力的政策工具。

　　问题是特朗普总统为什么要退出对美国来说具有战略和经济意义的贸易协定? 他对TPP规则有何不满？美国新的贸易政策方向在何方?

　　首先，特朗普对所谓的TPP的地缘政治上的战略意义不以为然。就职演说没有出现自由,民主,人权等意思形态的用语，而提到“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也即新政府的治国并不以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作为美国开展外交·贸易政策的思维基础，其制定贸易协定战略也从地缘战略利益优先转向为美国经济利益优先。实际上，特朗普把签署贸易协定的目的回到了“促经济、保就业”这一经济意义上来。重视国际贸易的经济、民生作用恰好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宗旨相一致。这种政策理念转变有益于亚洲各国在推动区域贸易协定摒弃冷战旧思维、开启合作共赢新航程。另外，这给有巨大体制差异的中美两国，提供了达成解决贸易纠纷的双赢的法案、避免“贸易战”提供了想像空间。

　　其次, 特朗普称TPP对美国工人是一个“灾难”，不认为是一个高标准的贸易协定。综合特朗普的主要贸易团队的声音和媒体报道来看，特朗普新政对TPP的原产地规则·国有企业规则过宽、环境·食品安全·劳动标准过低、缺乏有关汇率的硬性规定等不满。如有关国有企业规则表述基本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表述一致, 仅要求国有企业的商业行为“必须基于商业考量、并与民间企业同等的待遇；劳动标准基本沿袭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规则，并没有要求超出成员国制定的标准水平；尽管有关汇率在前文中有一些原则表述，而具体的政策协调将在TPP之外成立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中商定；原产地规则中的原产比例要求55%低于NAFTA60%等。

　　据日本参与TPP谈判的重量级官员介绍，由于TPP成员中的越南、汶来、马来西亚等国企占比高，有关限制国有企业条款很难达成一致；TPP中也有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环境/劳动标准很难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看齐；日美汽车企业等构建的国际产业链涉及中国的非TPP成员，所以很难大幅提高原产地标准。另外，随着日本加入谈判，“无例外撤除关税”这一TPP最大特点也开始变色，最后留出了很多例外。日本担忧美国的农产品出口、美国担忧日本的汽车出口。因此，TPP也是妥协的产物。

　　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并非等于回到闭关自守的孤立主义。在1月20日白宫网站公布的“优先外交·贸易政策”中提出推动公平/严厉的贸易(fair and tough trade)的主张。一方面，美国重启NAFTA谈判志在提高原产地比例、并要求环境/劳动标准向美国看齐以利于美国的立地优势及美国企业的价额竞争优势。同时，把贸易谈判的范式从区域转向双边FTA，以利于发挥美国的谈判优势。其实，在贸易谈判中每个国家都会考虑“国家利益”为首要目标，美国为本国企业争取优势也无可非议。

　　本来WTO的宗旨也在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同时，实行成员间的公平贸易。只不过特朗普的贸易新政把重点放在了“公平贸易”上，并没有反对国际贸易。如果特朗普志在纠正过度的贸易不平衡、提高环境、劳动标准等行动有利于国际社会对自由贸易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能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对此理解和尊重。

金坚敏

 　　再次，值的人们担忧的是美国是否会拒绝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的诱惑。特朗普处理国际贸易的原则是“美国优先”，但是就职演说也提到 “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问题是“美国优先”与“B国优先”产生冲突时，由哪个机构来、用什么何标准来认定外国的“不公平贸易”政策行为、如何决定制裁程度等问题。如果特朗普新政是通过WTO规则来取缔“不公平贸易”行为，符合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原则，会得到国际社会得肯定和认可。

期待WTO规则(包括纠纷处理机制)得到尊重，从而规避上世纪八十年代美日间发生得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金坚敏 简历
日本富士通总研主席研究员,博士（国际经济法）。1978年就读于中国浙江大学。85年至91年在中国国家科委国际合作局工作。92年就读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97年取得博士学位。98年进入富士通总研经济研究所工作至今。有“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日中关系转机”、“华人经济学者看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的主要产业和强势企业”、“印度和中国比较”、“韩国企业的竞争力”、“中国网络企业的创新”等出版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