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回到曼谷给两个哥哥帮忙，我也挣了些零花钱。刚好那时二哥谢大民跟出口业者携手，干起了活猪出口香港的业务。二哥把装船运送的重任交给了我。一条船一次可以装运两三千头猪，装运工作现场非常忙乱。

       几千头猪在船上的狭小空间里挤来挤去，椰子树叶用来遮风避雨。每次船到达香港时都会有很多猪死掉。为了减少猪的死亡率，二哥对我提议，少死一头猪，给我100泰铢的奖赏。要是能少死10头猪，我就能拿到1000泰铢。那个年代，有300泰铢就可以在香港最高级的餐厅消费，而且绰绰有余。

       我仔细观察后发现猪的死亡跟船的摇晃有很大关系。船头直冲风浪，晃动剧烈，猪在狭小的空间里很容易发生碰撞。我向码头装运工的工头提出，少死一头猪给他20泰铢，工头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按照我的要求，他每次都把猪放置在船的中部或是后部。

在泰国合作社工作的时候。左2是我，右4是Chamnan Yuvaboon博士。

        码头的其他装运工，我也从拿到的100泰铢当中拿出30泰铢分给他们，即便这样我还会有50泰铢。也许是风向的关系，夏天(5月～9月)把猪放在船的中间，冬天(11月～2月)把猪放在船的尾部，猪的损伤会减少。调整了猪的装船位置后，猪的死亡率下降了。我在实践中学会了运输管理的重要性，也悟出了把利益分给别人的经营方法。

        上世纪50年代末，泰国政府推行新政策，要对鸡、鸭等禽蛋出口实施管理，并专门为此成立了合作社公司。在店里工作了大约两年的我，通过积极争取，进入与政府合营的公司担任经理。

        在此政策之前，禽蛋可以自由向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澳门出口。实施管理后，出口变成了禽蛋合作社独家垄断。这样做的好处是出口商之间没有竞争，价格比较稳定，政府也能从合作社得到一定的税收。

        我进入合作社负责出口业务。泰国政府委任了一位官员担任合作社的董事长，这位官员叫 Chamnan Yuvaboon，是位留法回来的法学博士，此人是当时内政部行政司司长，位高权重。博士对我说：“我看好你，你放开干吧”，他把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了我。

        一个20岁的毛头小伙就这样成了曼谷所有鸡、鸭、鹅肉初加工的“大总管”。从博士那里我学会了组织运作的方法，学会了怎样引导、组织人员，怎样筹备和召集会议，就连向董事会汇报的工作也由我来负责。

        20岁时我身边来了一个秘书，说是秘书其实是董事长派来帮我的官员。我没多拿过一分钱，没做过任何抵触法律的事情。日子久了，合作社的老板们开始对我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

         在合作社时代，泰国的家禽业面临一个重大课题。当时脱毛、屠宰等禽肉初加工全部是人工操作。1天需加工10万只家禽以上，单靠人工根本做不到，效率低成本也高。为了降低成本，采用机械化加工成了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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