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英事件看中国经济的阴霾
2012/02/23
日经新闻上海支局 户田敬久：围绕吴英因诈骗罪被判处死刑一事，各方激烈争论。在当年泡沫经济风起云涌的日本，也曾经爆发巨额诈骗事件。虽然事件的背景有所不同，但从中确实看到了长期以来一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前景已经浮现阴霾。
吴英事件的舞台发生在距上海约4小时车程的浙江省东阳市。当地没有主要产业，但紧邻小商品批发而名闻天下的义乌市。这里的创业意识非常强烈，面向中小企业的高利贷非常发达。
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上海股市创下最高点的2007年。以东阳市为中心，经营服务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等业务的本色集团在资金周转上陷入绝境，随后其经营者吴英（当时为26岁）遭到公安机关逮捕，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吴英生于农村。最初的职业是美容师，以此为起点，开始经营美容连锁店和酒店，到2006年已经进入中国女富豪榜第6位。作为最年轻的女富豪，受到不少崇拜。不过，与其外在的风光无限相反，该集团的经营实际上已经举步维艰。该集团不得不向年利超过100％的民间借贷借入资金。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宣布了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判决依据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大众集资，但最终却无法偿还。其未偿还的资金高达3.8亿元。今年1月的二审判决仍然维持了死刑判决。
随后，以大学教授和经济学者等为中心，不断质疑死刑判决欠妥。在中国，虽然民间借贷并不违法，但其上限要限制在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目前是20%多）之内。因为大部分借贷都超过了4倍的利率，原本就不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同时，上述判决之所以受到普遍批评，是因为此案中的借贷方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富裕阶层。据中国媒体报道，在130多名债权人之中，义务市的富裕阶层约占100人。地方官员似乎也有人在其中。网络上有观点质疑死刑判决是蒙受损失的有权有势者的报复。
一审判决后，中国媒体在互联网上进行了调查，当时认为应该判死刑的受访者接近5成，但在最近的调查中上述回答已经降至1成左右。其背后的原因则2009年中国经济状况出现了变化。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浙江省从2011年1月到9月末，有200多名中小企业等经营者“跑路”。在浙江省以出口为核心的轻工业中小企业居多，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此外，再加上企业利用闲置资金进行房地产投资等导致的损失，经营更为困难，这也被认为是导致企业不断破产的原因之一。
据浙江省政府统计显示，在该省110万家企业中，能够从银行渠道获得融资的只有国有企业等约10万家企业。其余企业只能从民间借贷进行融资。如果经济走势良好，就算较高利率企业也有能力偿还。但如果经济陷入停滞，结果不言而喻的。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民间借贷的融资额在去年5月末达到3.38万亿元规模，相当于银行融资的约7％。由于融资方无法偿还借款的情况产生了直接影响，民间借贷自身也正处于破产多发阶段。如果不良债权出现膨胀，民间借贷推动中国民间经济高速增长的金融功能就可能发生紊乱。
当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针对缺乏监管的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去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指出浙江省爆发的民间借贷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结构，强调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就不能建立需要融资的人能接受融资的金融制度。
另一方面，由于民间借贷主要以富裕层的资金进行运营，因此被讽刺为“官银”。中国政府也已经着手整顿这一现状。中国最高法院于去年12月发布了包括禁止公务员参与借贷活动等在内的有关建议，指出应出台相应规范，打击公务员进行的借贷活动，表示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要从严惩处。
最高法院于今年2月受理了吴英案的重审申请。虽然一审和二审做出的死刑判决能否更改还是未知数，但受理重审本身就已经是非常罕见。这似乎已经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状。
版权声明：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违者必究。
吴英事件的舞台发生在距上海约4小时车程的浙江省东阳市。当地没有主要产业，但紧邻小商品批发而名闻天下的义乌市。这里的创业意识非常强烈，面向中小企业的高利贷非常发达。
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上海股市创下最高点的2007年。以东阳市为中心，经营服务产业和房地产投资等业务的本色集团在资金周转上陷入绝境，随后其经营者吴英（当时为26岁）遭到公安机关逮捕，事件由此拉开序幕。
吴英生于农村。最初的职业是美容师，以此为起点，开始经营美容连锁店和酒店，到2006年已经进入中国女富豪榜第6位。作为最年轻的女富豪，受到不少崇拜。不过，与其外在的风光无限相反，该集团的经营实际上已经举步维艰。该集团不得不向年利超过100％的民间借贷借入资金。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宣布了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判决依据是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大众集资，但最终却无法偿还。其未偿还的资金高达3.8亿元。今年1月的二审判决仍然维持了死刑判决。
随后，以大学教授和经济学者等为中心，不断质疑死刑判决欠妥。在中国，虽然民间借贷并不违法，但其上限要限制在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目前是20%多）之内。因为大部分借贷都超过了4倍的利率，原本就不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
同时，上述判决之所以受到普遍批评，是因为此案中的借贷方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富裕阶层。据中国媒体报道，在130多名债权人之中，义务市的富裕阶层约占100人。地方官员似乎也有人在其中。网络上有观点质疑死刑判决是蒙受损失的有权有势者的报复。
一审判决后，中国媒体在互联网上进行了调查，当时认为应该判死刑的受访者接近5成，但在最近的调查中上述回答已经降至1成左右。其背后的原因则2009年中国经济状况出现了变化。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浙江省从2011年1月到9月末，有200多名中小企业等经营者“跑路”。在浙江省以出口为核心的轻工业中小企业居多，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此外，再加上企业利用闲置资金进行房地产投资等导致的损失，经营更为困难，这也被认为是导致企业不断破产的原因之一。
据浙江省政府统计显示，在该省110万家企业中，能够从银行渠道获得融资的只有国有企业等约10万家企业。其余企业只能从民间借贷进行融资。如果经济走势良好，就算较高利率企业也有能力偿还。但如果经济陷入停滞，结果不言而喻的。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民间借贷的融资额在去年5月末达到3.38万亿元规模，相当于银行融资的约7％。由于融资方无法偿还借款的情况产生了直接影响，民间借贷自身也正处于破产多发阶段。如果不良债权出现膨胀，民间借贷推动中国民间经济高速增长的金融功能就可能发生紊乱。
当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针对缺乏监管的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去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指出浙江省爆发的民间借贷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金融结构，强调如果不进行重大改革，就不能建立需要融资的人能接受融资的金融制度。
另一方面，由于民间借贷主要以富裕层的资金进行运营，因此被讽刺为“官银”。中国政府也已经着手整顿这一现状。中国最高法院于去年12月发布了包括禁止公务员参与借贷活动等在内的有关建议，指出应出台相应规范，打击公务员进行的借贷活动，表示对于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要从严惩处。
最高法院于今年2月受理了吴英案的重审申请。虽然一审和二审做出的死刑判决能否更改还是未知数，但受理重审本身就已经是非常罕见。这似乎已经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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