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日本人感受威胁比中国人敏感
2015/09/03
中日深度观察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石： 7月23日，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在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他说：中方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假想敌，但日方却在推进安保立法过程中不时拿中国说事，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甚至称要联合他国牵制封锁中国。的确，很少听到中国领导人谈“日本威胁论”，但是日本的领导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齐唱“中国威胁论”。不仅领导人，日本民众也很强烈地感到“中国威胁”。据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言论NPO与中国日报近4年来的联合调查，两国民众在对对方国家是否对自国形成军事威胁这一认识上，存在差距。认为“中国对日本存在军事威胁”的日本人比中国人多出很多。2011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对日本形成威胁的日本人为57.5%；认为日本对中国形成军事威胁的中国人为42.7%，2012年则分别为58.7%对45.3%;2013年为61.8%对53.9%;2014年为64.3%对55.2%。从这4年的平均值来看，日本人比中国人高出11.3个百分点。
如果说最近几年中日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军事威胁感的增强，是由于钓鱼岛问题，那么可以说，本来很平稳的钓鱼岛问题，是由石原慎太郎挑起的，也就是说是由日方引起的，而安倍政权开始以来，在强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一直试图建立“中国包围网”。2012年12月27日，第二次担任首相不久的安倍晋三向国际非政府组织《世界报业辛迪加》投稿并在该组织网络上发表，文章提出了“钻石安全保障构想”，明确提出遏制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声称在东海及南海领土争端中，南海正在成为“中国的湖”，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夏威夷要连成钻石形，也就是菱形的海洋线包围网，与亚洲的民主盟友共同确保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航行自由。安倍在文中表示，希望日本加入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五国联防”，每年举行安保会议并参加联合军演，又提议驻守大溪地的法国海军协助加强亚洲安保。安倍政权现在也正在推动这种包围网的形成。
而从历史看，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一直在侵略中国，而中国除几百年前元军袭来并大败而归外（元军是否算中国的军队还有很多史学上的疑问），从来也没有侵略或占领过日本。如此说来，是不是中国人更应该感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吗？为什么反倒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容易感到对方的威胁呢？
笔者认为，除了种种政治、军事、经济的原因之外，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和中国比较起来，日本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日本列岛地处欧亚大陆板块、北美洲板块、太平洋板块及菲律宾板块四个板块的交界处。4个板块相互碰撞，使得日本列岛逐渐从海中突起。这种地理位置使日本的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活跃。世界上每年发生的大小地震中，约有10%都是在日本附近发生。1996年到2005年期间，在世界上发生的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中，有20%都是发生在日本。除地震、海啸之外，火山也经常喷发，而中国和日本比较，地震比日本少得多，据国际地震中心对1964—1998年间6级以上地震发生情况进行的不完全统计，日本为245次，中国大陆为182次，中国火山也很少，百年来没有喷发过，而且中国幅员广大，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5倍，因此从相对的空间比例来看，灾难更比日本少得多。
与此对应，日本人防灾系统与防灾意识比中国人强得多，也就是“未雨绸缪”的意识比中国强得多。日本是全球较早制定灾害管理基本法的国家，具有基本法、灾害预防和防灾规划相关法、灾害应急法、灾后重建与恢复法、灾害管理组织法等构成的严密的防灾法律系统，有严格、细致的社会性防灾实施系统，有严格的防震建筑标准，有细致的防灾教育和普及到每个人的严格的防灾训练。在中国汶川发生大地震与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中国学者经常用日本的防灾系统、防灾意识与中国比较，一般都会得出中国的防灾系统和防灾意识远远不如日本的“望洋兴叹”的结论。
中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在2012年发表一篇名为“中日大地震后两国灾害救助管理比较”的文章指出：“中日两国救灾体制中, 报灾体系、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筑抗震度、民间组织的参与机制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救灾体制的建设, 既要发挥自身的政治体制优势, 又要着力借鉴日本救灾防灾的成功经验。”（1）
在生理学和心理学等科学中，常用一个词就是“阈值”，阈值又叫临界值，是指一个效应能够产生的最低值或最高值，也就是释放一个行为反应所需要的最小刺激强度。低于阈值的刺激不能导致行为释放。在反射活动中，当刺激难以使一种行为释放时，就是阈值提高了；当刺激很容易使一种行为释放时，就是阈值下降了。
生活在狭窄而多灾多难的岛国的日本人，对于危险和威胁的反应的“阈值”，要比生活在幅员辽阔，灾难的绝对数值比日本低得多，相对值更低的中国人对危险和威胁反应的“阈值”要低得多，因此他们对危险与威胁的感觉比中国人要敏感得多。这种敏感用在防灾、减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但是用在外交上时，有时会产生“过敏性纠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网站，2012年12月24日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版权声明：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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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历史看，从甲午战争到二战结束，日本一直在侵略中国，而中国除几百年前元军袭来并大败而归外（元军是否算中国的军队还有很多史学上的疑问），从来也没有侵略或占领过日本。如此说来，是不是中国人更应该感到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吗？为什么反倒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容易感到对方的威胁呢？
笔者认为，除了种种政治、军事、经济的原因之外，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和中国比较起来，日本是一个多灾的国家。日本列岛地处欧亚大陆板块、北美洲板块、太平洋板块及菲律宾板块四个板块的交界处。4个板块相互碰撞，使得日本列岛逐渐从海中突起。这种地理位置使日本的地震和火山活动十分活跃。世界上每年发生的大小地震中，约有10%都是在日本附近发生。1996年到2005年期间，在世界上发生的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中，有20%都是发生在日本。除地震、海啸之外，火山也经常喷发，而中国和日本比较，地震比日本少得多，据国际地震中心对1964—1998年间6级以上地震发生情况进行的不完全统计，日本为245次，中国大陆为182次，中国火山也很少，百年来没有喷发过，而且中国幅员广大，土地面积是日本的25倍，因此从相对的空间比例来看，灾难更比日本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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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在2012年发表一篇名为“中日大地震后两国灾害救助管理比较”的文章指出：“中日两国救灾体制中, 报灾体系、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建筑抗震度、民间组织的参与机制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救灾体制的建设, 既要发挥自身的政治体制优势, 又要着力借鉴日本救灾防灾的成功经验。”（1）
在生理学和心理学等科学中，常用一个词就是“阈值”，阈值又叫临界值，是指一个效应能够产生的最低值或最高值，也就是释放一个行为反应所需要的最小刺激强度。低于阈值的刺激不能导致行为释放。在反射活动中，当刺激难以使一种行为释放时，就是阈值提高了；当刺激很容易使一种行为释放时，就是阈值下降了。
生活在狭窄而多灾多难的岛国的日本人，对于危险和威胁的反应的“阈值”，要比生活在幅员辽阔，灾难的绝对数值比日本低得多，相对值更低的中国人对危险和威胁反应的“阈值”要低得多，因此他们对危险与威胁的感觉比中国人要敏感得多。这种敏感用在防灾、减灾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正面意义，但是用在外交上时，有时会产生“过敏性纠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网站，2012年12月24日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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