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中国缘
2015/07/06
中日深度观察
中日关系在邦交正常化以来遇到两次最大的危机，一次是小泉纯一郎在担任首相的约5年半的时间里，连续6次参拜参拜靖国神社；一次是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将钓鱼岛“国有化”，无巧不成书，这两次危机之后，都是安倍出任首相，而中日关系的危机都在他担任首相后得到缓解和改善。
2006年9月26日，安倍接替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那时是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关系处于最深的低谷的时期，而安倍在刚刚担任首相后的该年10月8日，对北京进行了“闪电式访问”，这是中日首脑互访中断5年之后的访问，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出访，同时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18位日本首相中，第一位把首访国定为中国的首相。安倍访华，使1972年以来降至最低点的中日关系出现转机据说他这次访问，也是经过他“喜欢的”在日华人搭桥引线得以实现的。
2012年9月，民主党政权主持将钓鱼岛“国有化”，将中日关系推到悬崖的边缘，中日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在安倍重任首相以后，一开始坚持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路线，但是在日本内阁通过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后，他就一直不断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并推进中日在2014年12月7日签署了有关中日关系的“四项共识”，避免了中日擦枪走火的危机，并在与中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中日首脑的两次会谈。
那么今后,安倍还会不会和中国针锋相对地对立呢?应该说在某些方面还是要对立的,但是那应该是国家利益间的对立，而不是感情上的对立。
安倍和小泉是不同的。小泉是以自己的意志和心情优先，而安倍更多地考虑的是结果。他非常推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政治家的 “心志伦理”(the ethics of intentions)与“责任伦理”(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的界定，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认定，主要涉及意图或动机；后者则牵涉到客观世界及环境中的现实运作及其结果,就是说,政治家在权位之上，需要考虑政治决定与政治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安倍更倾向于以“责任伦理”限定“心志伦理”。他曾对前辈议员们说过：“在向国民诉说我的心情时，请让我直来直去，可是，在我能够就任某个职位时，请让我考虑国家的利益，不损坏国家利益，并为实现国家利益行动。”（2）
从目前安倍推进新安保法案通过的种种做法来看，也可以看到安倍如此的心态和做法。本来安倍一贯以“中国威胁”为背景，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案，但是去年7月1日，内阁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安倍当天傍晚召开记者会进行了说明。笔者从头到尾看了安倍的记者会见实况转播。令笔者惊讶的是，一贯以“中国威胁”作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和理由的安倍，这次不仅没有拿中国说事，甚至也没有提到钓鱼岛。从此以后，安倍在各种场合对批评中国的言论都三缄其口，不到在国会被人追问或迫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说。今年5月14日，日本内阁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了构成新的安全保障体制的12项法案，安倍在14日傍晚举行了有关这些法案的记者会，但他一句也没有提到中国，他说：“为应对接近我国的国籍不明的飞机的自卫队战机的紧急起飞，与10年前比增加了7倍”。安倍故意用“不明国籍”来说明这种情况，说明他有意回避拿中国说事。但是最近安倍又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在今年6月上旬在德国召开的G7峰会上，他提出中国在南海扩礁建岛问题，要求峰会采取统一的行动，制止中国改变南海现状。在安倍的会上会下的积极活动下，使6月8日的首脑宣言，不点名谴责了中国。
笔者认为: 最近，新安保法案在国会审议中受阻，这完全出乎安倍的意料之外，本来执政党的议席在众议院超过2/3，在参议院也超过半数，通过新安保法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没想到绝大多数宪法学者都认为新安保法案违宪，不充分地进行说明，强行通过法案，可能重蹈1960年他外祖父岸信介强行通过了新日美安保条约，导致内阁下台的覆辙，而在安倍看来，新安保法案太重要，没有战略纵深的日本，必须通过不断巩固日美军事同盟，才能实现坚实的国防，而且这是巩固、增进日美关系最重要的一环，从优先顺位上来说,通过这个方案排在改善中日关系之前，而要通过新安保法案，必须以一个较大的“威胁”为背景，而近年来武力不断增强，且与日本有领土冲突的中国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背景，因此在中日关系上，新安保法案通过与否，构成了一种“钟摆效应”，当这个法案进展顺利时，安倍就极力改善中日关系；当这个法案受阻时，他一定要宣传“中国威胁论”，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他是鹰派或是反华派，这不关感情上的事，而是他所推崇的“责任伦理”使然。
（1）见野上忠兴《气骨--安倍晋三的DNA》，讲坛社，2004年出版，106-109页。
（2）大下英治《安倍晋三与岸信介》，角川杂志，2013年版，339页。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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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在邦交正常化以来遇到两次最大的危机，一次是小泉纯一郎在担任首相的约5年半的时间里，连续6次参拜参拜靖国神社；一次是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将钓鱼岛“国有化”，无巧不成书，这两次危机之后，都是安倍出任首相，而中日关系的危机都在他担任首相后得到缓解和改善。
2006年9月26日，安倍接替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那时是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后，中日关系处于最深的低谷的时期，而安倍在刚刚担任首相后的该年10月8日，对北京进行了“闪电式访问”，这是中日首脑互访中断5年之后的访问，是安倍就任首相之后的首次出访，同时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的18位日本首相中，第一位把首访国定为中国的首相。安倍访华，使1972年以来降至最低点的中日关系出现转机据说他这次访问，也是经过他“喜欢的”在日华人搭桥引线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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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后,安倍还会不会和中国针锋相对地对立呢?应该说在某些方面还是要对立的,但是那应该是国家利益间的对立，而不是感情上的对立。
安倍和小泉是不同的。小泉是以自己的意志和心情优先，而安倍更多地考虑的是结果。他非常推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有关政治家的 “心志伦理”(the ethics of intentions)与“责任伦理”(the ethics of responsibility)的界定，前者属于主观的价值认定，主要涉及意图或动机；后者则牵涉到客观世界及环境中的现实运作及其结果,就是说,政治家在权位之上，需要考虑政治决定与政治行为可以预见的后果。安倍更倾向于以“责任伦理”限定“心志伦理”。他曾对前辈议员们说过：“在向国民诉说我的心情时，请让我直来直去，可是，在我能够就任某个职位时，请让我考虑国家的利益，不损坏国家利益，并为实现国家利益行动。”（2）
从目前安倍推进新安保法案通过的种种做法来看，也可以看到安倍如此的心态和做法。本来安倍一贯以“中国威胁”为背景，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案，但是去年7月1日，内阁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安倍当天傍晚召开记者会进行了说明。笔者从头到尾看了安倍的记者会见实况转播。令笔者惊讶的是，一贯以“中国威胁”作为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背景和理由的安倍，这次不仅没有拿中国说事，甚至也没有提到钓鱼岛。从此以后，安倍在各种场合对批评中国的言论都三缄其口，不到在国会被人追问或迫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说。今年5月14日，日本内阁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了构成新的安全保障体制的12项法案，安倍在14日傍晚举行了有关这些法案的记者会，但他一句也没有提到中国，他说：“为应对接近我国的国籍不明的飞机的自卫队战机的紧急起飞，与10年前比增加了7倍”。安倍故意用“不明国籍”来说明这种情况，说明他有意回避拿中国说事。但是最近安倍又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在今年6月上旬在德国召开的G7峰会上，他提出中国在南海扩礁建岛问题，要求峰会采取统一的行动，制止中国改变南海现状。在安倍的会上会下的积极活动下，使6月8日的首脑宣言，不点名谴责了中国。
笔者认为: 最近，新安保法案在国会审议中受阻，这完全出乎安倍的意料之外，本来执政党的议席在众议院超过2/3，在参议院也超过半数，通过新安保法案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没想到绝大多数宪法学者都认为新安保法案违宪，不充分地进行说明，强行通过法案，可能重蹈1960年他外祖父岸信介强行通过了新日美安保条约，导致内阁下台的覆辙，而在安倍看来，新安保法案太重要，没有战略纵深的日本，必须通过不断巩固日美军事同盟，才能实现坚实的国防，而且这是巩固、增进日美关系最重要的一环，从优先顺位上来说,通过这个方案排在改善中日关系之前，而要通过新安保法案，必须以一个较大的“威胁”为背景，而近年来武力不断增强，且与日本有领土冲突的中国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背景，因此在中日关系上，新安保法案通过与否，构成了一种“钟摆效应”，当这个法案进展顺利时，安倍就极力改善中日关系；当这个法案受阻时，他一定要宣传“中国威胁论”，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他是鹰派或是反华派，这不关感情上的事，而是他所推崇的“责任伦理”使然。
（1）见野上忠兴《气骨--安倍晋三的DNA》，讲坛社，2004年出版，106-109页。
（2）大下英治《安倍晋三与岸信介》，角川杂志，2013年版，339页。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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