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为什么一个艺人会瞒着公司，做些兼差？

      对香港人而言，这件事好像很普通。像我这种人，在这个世代，被称为是slash（斜杠青年），一份工作已不能满足我的经济及事业兴趣需要，所以我有很多个不同的身份，或是分身。我是一个写书的作者，专栏作家，面书专页的管理人，在大学有教课，社交网路的市场推广公司的主管，也是一个小型网页的创作总监，还有为不同的朋友打点他们工作上的小事，这些建构了我的工作日程。因此，我从不是一生人只服务一家公司，做一份工作的人。而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不只是做一份工作的时候，我都会回应，因为我需要多一点的钱，去支撑我的生活。

      一份工作，其实不够支撑。说一个简单的故事，在香港及台湾，做传媒的工作，薪资是出奇地低的。最近有一个台湾朋友说了一个笑话，说做设计师，第一年的月薪，入行的时候薪水差，22000台币（约5500港元，约70000日元）。过了十一年，升至什么创作总监了，薪水都是35000元台币（约8500港元，约12万日元）。到第十二年，这位设计师接手家庭的「东山鸭头」卤味店，月入就120000台币（约30000港元，约42万日元左右）。只要大家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得到比较可以生活的收入了。

      香港呢？我2002年在香港大学毕业，初入行成为记者，由于聘用我的是一个我在大学时代已帮她工作的前辈，她已开价很高，是13000港元。而我的同学，做一些自觉很有名望的报章，入行之时，是10000港元（约14万日元）。而今年，2019年，有学生告诉我，那份有名望的报章招请记者，入行的薪金，是12000港元（约16万日元）。有读者私讯过我，说他做了二十年的体育记者，离职之时，薪金是27000港元（约37万日元）。这样的薪水，在香港的生活指数之中，不要说是「自住」了，就连基本供养父母，即我们说的「交家用」也不会足够。从2002年到2019年，一碗云吞面的价格由20港元升至40港元。吃一个茶餐厅的早餐，就由25港元到40 港元。房子的价格，就更加是翻了四至五倍。这样子的薪水配合这样子的物价水平，香港人还没有闹暴动，倒也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奇迹。

      要不是多做几份工作，又怎可以留住一点生活的基本尊严？

      所以，当我看到吉本兴业的艺人因为跟「反社会团体」、「私接工作」两点而被罚，甚至搞出「你要开记招那我就把所有涉事搞笑艺人都解雇」的戏码，我都觉得很困惑。所谓「仕事」，可以用来糊口的，才可以叫是「仕事」吧？我倒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来，不断的签新人，要他们经历「下积时代」，挨穷挨苦，一场舞台表演就只有500日元。美其名是蓄积人生经验，实际上就是把人放入一个绝对的森林定律环境中，好等他们可以把他们的浑身解数全力投球，跑出来的就可以乘上白金升降机飞黄腾达，搞不定的就自行回归平淡。而不为薪水工作的工作，我会理解为「兴趣」吧？当搞笑艺人都只是兼差，赚不了生活，每一个人都要打工才可以「追寻梦想」，有谁会投时间到这些技法上呢？

      这二十年，香港经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报馆、电台、电视台都没有合适的中坚记者去面对大新闻大事件。传媒大多只会报道「官员」说什么，情况就像官员发新闻稿没两样。这样子的报道，只是传声，不是报道。但很可惜，就是这种薪支结构的问题，整个行业都被一小撮只看朝夕不理大局的自私媒体老板玩死了。搞笑艺人倒也可以有演艺界大哥们为他们挺身而出，尽力改革一下公司的制度，去令新人有多一点尊严或时间走下去。但香港和台湾呢？

      最近，我听到一个很沮丧的消息：原来有网路新闻的记者，是义工。原来，我们根本已不需要记者。抑或是，人类已进化到可以自行光合作用维生，而不需要再用钱生活。

      阿门。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系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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