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刘迪：中国政治学者潘维说，中国政府办成“大事”不难，但困难的是，中共无法动用其科层体制，解决基层社会无数“小事”。今天在中国基层，无数“小事”堆积如山，亟待解决。这些“小事”，因其关系到日常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大事”，如解决不好，可能会动摇人民对执政党的信心。

　　今天的中国政府，可以迅速推进高铁项目，可以迅速推进“一带一路”等宏大战略，但在如何凝聚、组织社区、乡村，基层社会问题上，却不很顺利。这些问题，究其原因，源自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百余年间，数千年形成的社会基层结构遭到破坏，广大基层，自治力薄弱。

10月底北京的公园内

　　中国社会的近代社会转型，消灭了乡绅及其经济基础。人民公社制度，是一次重组中国基层社会的宏大实验，这个实验的失败，导致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出现巨大空白。为了填补这种空白，上世纪80年代，匆忙间，全国普建村民自治制度。许多人曾对这种制度怀有极大期待，认为这是中国民主社会建设第一步。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此后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村民选举，掺杂大量家族、派性、贿选、黑化问题。事实证明，自上而下的制度移入，不能适合多样化的中国基层社会现实。可以说，中国至今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特点的基层治理模式。

　　读中国三农专家贺雪峰新书《最后一公里村庄》。他说，目前中国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巨资，但国家无法为所有人提供全面完善的公共服务，即公共服务还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贺雪峰指出，目前中国普遍存在这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之间连结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其实，这“最后一公里”问题，本质上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缺乏基层社会自治。这种问题，不仅发生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普遍存在。

　　今天，除政治任务外，中国政府干预基层社会的手段有限。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对基层社会干预最成功的例子是在广大农村，有效地推行了计划生育，成功地减少了数亿人口。这种成功，依靠的是中国特有的“压力型体制”。这种“压力型体制”，将各种成长目标、行政目标，分解为具体政治任务，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推。的确，这种体制可以高效、准确完成上级下达的政治任务。但是，这种体制，只适合完成一些比较宏观而又具体的战略目标，却无法应对基层日常、琐碎的繁杂事务。

　　中国基层社会大量、不断发生的“小事”，日益耗费政府大量资源，也困扰无数居民生活。这些问题，长期放置不去解决，就真会成为“大事”。那为何这些小事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呢？这很大程度在于，在无数个人与国家之间，中国缺乏一个强而有力的社会组织。这是中国各级政府不得不动用大量政府资源管理社会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管理，往往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反而损害了政府、党的合法性。

　　重视人民身边的“小事”，已引起中共高层重视。10月18日，习近平在其19大工作报告中号召全党“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他说，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的良性互动。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组织退出广大农村领域。宗族、宗教力量，已经重返或进入中国基层社会。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单位”或“社队”不复存在，亿万职工或社员成为孤立的个人。中央政府距离个人很远，而宗族、宗教却离个人很近。在许多地方，宗族、宗教发挥了组织地域社会的部分功能。毕竟，这些组织对生老病死、鳏寡孤独问题具有自己的解释方式，也以其方式对上述问题进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