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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石：1946年一个春天的下午，中国齐齐哈尔市的日本难民收容所里，一名身着东北民主联军军装，斜挎盒子枪的十三、四岁的小战士走了进来，他疾步走到收容所里一位名叫安达小牧的日本妇女面前叫道：“妈妈！我回来看您了。”

        这位日本妇女抬头一看，看见一个带枪的小兵来到自己的面前，一时大惊失色，听到这个小兵叫了一声“妈妈”，连忙揉了揉眼睛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安达大成……

       慢慢逃难路

         安达大成1933年生于韩国汉城，父亲安达煌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在日本建筑公司“高山组”就职，后被派到当时的韩国京城（今日的首尔）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安达大成也和母亲随父亲一起去了京城。在安达大成2岁的时候，母亲因病逝世，父亲在京城与日本女子安达小牧再婚。

        1935年，父亲带着他们一家到了中国沈阳（当时叫“奉天”),后来又到了齐齐哈尔。

2015年的安达大成（张石 摄）

        安达煌在齐齐哈尔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起名叫“安达工业公司”，为当时占领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北七六连队做枪托和弹药箱等军需产品。

        可能是由于经验不足，“安达工业公司”的产品在交货时全部没有通过验收，产品一律不合格，父亲安达煌因此被抓进了监狱，入狱后得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于1943年死在了监狱的医院里，扔下继母、安达大成和父亲与继母所生的两个弟弟。

         父亲死后家里失去生活支柱，继母到处去找事做，以养活三个孩子。不久他在齐齐哈尔近郊的讷河“兴农合作社”的独身宿舍里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在那里为独身宿舍里入住的职员洗衣服、做饭，以微薄的收入养育三个孩子。

        安达大成在齐齐哈尔和讷河时都在日本人学校里读小学，但是学校里一周有两节“满语课”，因此他也学会一些中文，加之父亲在开公司时，家里雇用的木匠等都是中国人，他也常去到他们那里玩耍，因此从小中国话就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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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在安达大成上了中学。在放暑假的一天里，他和小朋友们去离家约1公里以外的一座小山上的密林里去玩，突然听到一阵“轰隆隆”的响声，四、五个孩子钻出树林一看，原来有飞机飞来。没过几天，苏联兵就来到了这里，他们把日本人都集中在县里的一个大讲堂里，大约有200多人，基本上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青壮男人都被关东军拉去打仗了。

        在这里住了半个多月，苏军命令这里的日本人向嫩江县收容所转移。嫩江县当时划归黑河省管辖，从讷河到嫩江有93公里的路程，苏军用汽车送了一程后，就让他们自己走。在饥渴交加的艰难旅途，最小的弟弟出麻疹了，无医无药，不久就死了。

        在这里住了半年，他们又接到了命令，让他们转移到齐齐哈尔收容所。嫩江到齐齐哈尔有243公里的路程，苏军用货车把他们一行送到了那里。

       安达大成一家到达齐齐哈尔时，正式处于政权交替的混乱的时期。他说：那时齐齐哈尔非常混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军队，一开始是戴着黑帽子，穿着黑衣服的军队，但是在这里待了一夜就全都跑掉了，可能这不是正规军。以后看到国民党军、苏联红军、八路军，都到齐齐哈尔来过，国民党军在这里待了不久就被八路军打了出去，最后留下的是八路军。

        他说，那时到处都乱哄哄的，进了难民收容所也没大有人来照顾我们，这以前住过的收容所里，总是有早午晚三顿饭的，有高粱米、蔬菜和南瓜，把菜和南瓜切好放在高粱米里做粥喝，到这里后，开始的时候还有饭，过了一阵子就渐渐没有了。到吃饭的时候也没有饭送来，饿得慌就去问，上面的人告诉我们：难民收容所解散了，你们自己去找活干生活吧！

      参加解放军

        难民收容所解散这个消息对安达一家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当时继母40岁左右，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安达大成只有13岁，弟弟才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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