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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如何应对“未富先老”

201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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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增长减速,是作为发展阶段变化结果的新常态,主动放弃实施多年甚至行之有效的、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以生产要素投入作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的经济增长动力源泉,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些领域的改革,不仅不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反而可以预期产生明显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果,即给中国经济带来改革红利。

 
         例如,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2020年使具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比重达到45%,即该比重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每年机械增加城镇户籍人口1600万。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而这项改革可以带来立竿见影、一石三鸟的效果。一方面,可以稳定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提高他们的劳动参与率(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压力,延长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清除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保持这个过程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resources reallocative efficiency),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述两个方面都具有从供给侧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明显效果。此外,户籍制度改革还可以激发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消费潜力,刺激国内消费,从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

          其次,中国政府着眼于从社会保障等社会政策入手,提高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并创造条件促进高龄劳动者就业。迄今为止,中国在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先后又建立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社会养老保险覆盖了农村老年人,以及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社会养老保险覆盖无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实现了较高的制度覆盖率。下一步,将着眼于提高对城乡全体居民的实际覆盖率,实现各种制度的可携带性和相互衔接。

          中国政府同时拟定了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目标(延迟退休年龄)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渐进式)。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与年龄具有反比关系,即年龄越大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也越弱,他们的实际退休年龄事实上还显著低于法定退休年龄。所以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培训和就业政策调整,明显提高大龄劳动者群体的就业能力,提高实际退休年龄。因此,当前的政策着眼点不在于制订一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时间表,而是针对大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特征,实施一个改善就业环境、增强就业能力,从而提高实际退休年龄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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