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岩井：在我的《资本主义论》一书中，中国被定位为“产业资本主义”。农村拥有大量人口，为寻找工作而流向城市。机制是机械化工厂的较高生产效率和劳动者低廉工资之间的鸿沟创造出利润。无论是高度增长期之前的日本、坚持自由主义的英美资本主义，还是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都没有不同。

　 自4、5年前起，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开始枯竭。劳动力成本出现上升，在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之前，产业资本主义的机制就开始难以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对此感到困惑。

　 而在日本，在经历经济泡沫崩溃的痛苦之后，终于进入了“后产业资本主义”的阶段。企业开始借助新技术和新产品等与竞争对手的“差异”来获得利润。中国的资本主义要转向后产业资本主义，一党统治将构成障碍。因为如果法治处于不确定状态，与自主创新相比，与政治相勾结更能获得利益。

　 记者：如果将目光转向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行为，以欧美为中心，加强金融监管的趋势正在加速。对此您怎么看？

　 岩井：在危机状态下的宏观政策之中，直接引入伦理观并不明智。上世纪90年代，围绕向日本的住宅金融专业公司提供公共资金，很多观点质疑救助引发泡沫的始作俑者算怎么回事儿，结果救助进展缓慢，导致了失去的20年。

　 而在美国，在讨论救助雷曼兄弟时，管理层的高额报酬遭受广泛批评，结果引发了雷曼危机。对于金融资本的暴利产生怒火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走向民粹主义，就将得不偿失。之后的监管强化虽然确保了监管之下的金融机构的稳定性，但在监管框架之外，导致影子银行日趋扩大，犹如是在酝酿下一次泡沫。我们需要的是社会整体成本和效益（便利）的冷静比较。

　 这并非意味着要将伦理驱逐出经济领域。自80年代起，美国不平等就不断加剧，如今，前1％的高收入阶层拥有整体20％的收入。而获得高收入的是在股东主权的名义下获得股票期权的管理层，而在二战前则是资本家。这是英美通过经济激励来换取管理层应履行的忠实义务这一伦理义务的必然结果。

　 记者：在国内外，企业丑闻日趋突出。

　 岩井：相对于股东主权强大的英美，日本和德国则是重视组织的资本主义。东芝发生财务造假、大众发生尾气检测造假，可以说都是组织资本主义的缺陷。

　 要加以解决，并非引入独立董事，加强英美式的公司治理。东芝是日本最早设置英美式委员会的企业。同时很多研究成果表明，在美国，独立董事的引进难以提升业绩以及遏制管理层的高额报酬。

　将管理层本应内化的忠实义务改变为独立董事的监视，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促使管理层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则借助内部控制的存在，防止针对违反忠实义务的法院干预。

　 即使完善独立董事的义务化等外在的监管制度，也存在极限。这是因为公司治理归根到底是由管理层、以及员工的伦理性来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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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井克人：
       1947年生于东京。196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系，197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Ph．D．1973年担任美国耶鲁大学副教授，1981年担任东京大学副教授，1989年担任东京大学教授，2010年卸任。目前担任国际基督教大学客座教授、东京财团名誉研究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岩井克人批判全面肯定市场作用被称为“新古典派经济学”的主流派经济学，构建了自主理论。作为思想家和评论家也具有影响力。1982年凭借《动态不平衡》荣获日经经济类图书文化奖特奖，1993年凭借《货币论》获得三得利学艺奖，2003年通过《公司今后将何去何从》获得小林秀雄奖。2007年获得紫绶褒章，2015年12月当选日本学士院会员。现年6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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