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美欧5国（G5）1985年9月22日签署了纠正美元升值局面的“广场协议”，以日元迅速升值为起点的政策协调改变了世界经济吗？30年后的今天，中国参与其中的货币攻防战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教训？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采访了日本前财务官行天丰雄。

　 记者：您如何评价30年前的“广场协议”？

　 行天丰雄：在美国霸权地位不断衰落的背景下，广场协议试图通过汇率行情来改变国际性的经常收支的不均衡。这是日美英德法组成的五国集团（G5）展开合作的明显案例，同时也是最后的例子。对日本来说，成为导致随后的日元升值、泡沫经济以及1990年代以后的长期通货紧缩的转折点。

日本前财务官 行天丰雄

　 记者：广场协议是否失败？

　 行天丰雄：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准备不够充分。扭转美元升值的联合干预产生了过度效果。目标是什么？达成目标之后怎么办等问题没有弄清楚。当时认为美元升值势头非常强劲，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就像是放在斜坡上的球。即使放在那里不管，球或许也会滚下斜坡。

　 记者：是否意味着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行天丰雄：并非如此。当时存在日美贸易摩擦，在G5之中，日本（对美国）最为配合。那归根到底是日本自己的判断。虽然问题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但当时的世界经济依赖于美国消费，并非其他国家能说三道四的局面。

　 与其说问题在于日元升值本身，不如说在于应对日元升值的做法存在错误。应该更早积极推动全面的结构改革。现在所说的“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从当时起就是课题。无论是政界还是普通国民都缺乏展开行动的意愿。

　记者：结构改革遭到推迟、一味仰仗货币宽松的格局与目前如出一辙啊。

　 行天丰雄：在当时，《日本银行法》还是（政府拥有总裁任免权的）旧法律，因此大藏省（现在的财务省）也难辞其咎。由于不打算推进结构改革，而且财政赤字巨大，无法做得更糟。为了扩大内需，只能依靠货币宽松。1987年形成了泡沫因素，但出现了股价暴跌的“黑色星期一”，紧缩政策根本行不通。当时紧缩被推迟，后来又出现了紧缩过度。

　 记者：中国目前面临结构改革。对此您怎么看？

　 行天丰雄：习近平政权现在试图消除保鲜期已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弊端。正打击腐败，减少国有企业的职能，改善地方政府的赤字问题。不过，一位中国人告诉我，“我们缺乏危机管理经验”。中国将何去何从非常重要，日本应提供协助。日本可以作为“问题发达国家”贡献智慧。

　 记者：广场协议以后，主要国家的政策协调不见了踪影。

　 行天丰雄：广场协议之前的G5在举行会议时完全不公开，以较少人数私下里展开磋商，这具有相应的积极意义。后来变为在众人环视之下举行会议，这就是G7。如果是现在，美国、欧盟代表、英国、日本、中国或许很难举行秘密会议，但我认为主要货币发行国拥有相互沟通的平台绝非毫无意义。

记者为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石川润

  行天丰雄：在签署广场协议的1985年担任日本大藏省（现为财务省）国际金融局长，自1986年起担任财务官。现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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