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在对营业受限的商户和个人的支援方面，日本政府避开了“补偿”一词。日本财务省干部曾强调：“这是抚慰金的性质”。因为并不是政府强制的。

       日本给餐饮店发放了协力金，还给个人发了补助金。这容易变成方便行政方的一律发放。商家最初纷纷表示不满：“无法接受不管店铺大小都发放相同金额的措施”，后来引进了匹配不同商家规模的补助制度。

       需要建立体制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的权限也复杂交织，互相推卸责任的情况也很明显。日本政府有权限发布宣言，都道府县有权限请求停业。也有都道府县迫使政府发布宣言的情况。

       在日本，医疗提供体制的建立由都道府县负责，保健所由市和特别区负责。在疫情初期，无法直接作出指示的日本政府在意见沟通上花费了时间，对策滞后。

       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相互产生了不满。在2020年7月的第2波疫情中，时任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演讲中指出，东京感染者多是“东京问题”。东京知事小池百合子反驳说：“不如说是政府的问题”。在刺激旅游需求的政策“Go To Travel”的运用方面，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也有意见分歧。

       日本本届国会通过了特别措施法修正案，强化了感染扩大时首相的权限。从设置对策本部时就可以行使对各省厅和都道府县的指示权，而原来仅限于宣言和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期间。这有助于进行迅速的应对。

       按照修正案，日本首相的职责原则上是与各省厅和地方政府综合协调。指示权成为不能顺利进行协调时的法宝。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和地方自治体成为一个统一的指挥命令系统。在尊重地方自治的同时应对危机的格局没有变。

       新冠疫情这3年，日本政府、地方自治体及相关机构的信息共享和意见沟通逐渐改善。不过也主要依赖首长和负责人等的人为联系。再次面临未知传染病时能否发挥作用？日本正在为应对下次危机而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