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社会被打破的“禁忌”
2020/05/29
韩国以摆脱军事独裁、1987年实现民主化为契机,人权、女性、劳动和福利等各种市民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团体与工会一起因战斗性而闻名,具有领导反政府运动的“第四权力”的绰号。
前挺对协站在反对2015年底的日韩慰安妇协议的前列。在始于2016年秋季的要求朴槿惠总统下台的集会上,有约1500个团体集结,承担了策划与方案制定、蜡烛与标语牌等备品制作以及当天的舞台设置和游行组织。
这可以说是在吸引关注媒体的同时引发国民情绪的高涨、借此动摇政治的专业活动家集团。这些团体也一直受到“市民缺席的市民运动”、“被用作进入政界的跳板”等批评。
不断喷涌的疑惑
支撑这些市民团体活跃运动的是充裕的资金。从韩国政府机构获得补贴的团体很多,甚至被嘲讽为“官方团体”。
除了负责前慰安妇支援的女性家族部部长之外,韩国总统府还设有将市民团体和总统联系起来的“市民社会首席秘书官”这一职位。韩国政府相关人士表示,倡导“受害者中心主义”的韩国总统文在寅重用前活动家,“与政府的建议相比,市民团体的要求对总统的影响力更大”。
韩国智囊组织的高管也表示,市民团体正在掌握韩国政策决定时的“否决权”,“在市民团体强大以后,政府日趋难以推进战略性外交”。日韩外交的停滞面临着结构性问题。
对于瞄准日本统治时代的女性人权问题的前挺对协,韩国政府监视的眼睛自然难以触及。合并后的2个前慰安妇支援团体分别筹集捐款,还获得韩国政府的补贴,这种“双重受捐”的情况也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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