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其实从较客观的立场来看，即使成立的第三国仲裁委员会，仲裁结果能否改变司法的判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仲裁委员会是由“各缔约国政府任命的各一名的仲裁委员”及“两名仲裁委员同意的“第三仲裁委员”或两名仲裁委员同意的“第三国政府指定的仲裁委员”三人构成的，笔者不是法律专家，对此不敢深论，但是觉得其仲裁结果的有效范围可能限于政府的行政效力之内，无法干涉到司法判决，因为韩国最高法院在2018年11月30日《新日铁住金征用工事件再上告审判决》中指出：“请求权协定，1965年8月14日在大韩民国国会通过，1965年12月18日作为条约第172号公布，与国内法有同等效力。因此，决定请求权协定的意义、内容和适用范围的，只能是对法令具有最终解释权限的最高法院也就是大法院。”

　　但是如果实现了日韩两国企业共同出资提供补偿，这个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这个提案要比日本在中国遇到的相同案例对日本有利得多。

　　从1995年开始，二战时遭日本方面强征的中国劳工幸存者及遗属发起的对日本政府及日本企业的多次诉讼，无一胜诉。日本法院驳回原告要求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日中之间的索赔权，包括个人索赔权，因《日中联合声明》的签署已不存在” 。

　　而在2014年2月26日，37名原二战时遭日本方面强征的中国劳工及遗属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日本コークス工業，原三井矿山）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三菱マテリアル，原三菱矿业）提起诉讼，该年3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正式受理此案，成为中国国内立案的首例。

　　而2016年6月1日，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确定了和中国受害者和解。其主要内容是：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向受害者道歉，并向每名受害者支付约170万日元，支付对象总共3765名。

　　而如果日韩之间实现了由韩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共同出资对应韩国劳工判决问题，其结果就比在中国的案例对日方有利得多，如果日方真的和韩方沿着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向达成某种协议，韩方企业和日方企业成了“拴在一个绳上的两只蚂蚱”，有可能只要韩国法院判决日方企业败诉，也就等于宣布韩方企业共同负责赔偿责任，韩方也会对这个官司很伤脑筋，不只是政府，司法和民众及企业也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而且这种解决办法不涉及“行政干预司法”问题，比较具有可操作性。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张石 简历：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