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后来，在日本著名陶艺家加藤唐九郎出国周游之际，加藤唐九郎的儿子加藤岭男说：这个所谓“永仁壶”是他自己做的，而加藤唐九郎回国后，见舆论已闹得沸沸扬扬，则在1960年9月23日说，这个“永仁壶”是他1937年时做的(关于究竟是谁做的，有不同说法），而“永仁壶”所谓的证据是，在所谓古濑户的“松留窑”里发现的陶片与“永仁壶”的胎釉等一致，但是那个所谓“松留窑”是加藤唐九郎捏造的，陶片也是他伪造的。

　　这样，包括“永仁壶”在内的三件被指定为“日本国重要文化财产”的陶器被“除名”，小山富士夫也引咎辞职，因此，任何高明的鉴定家，都应该对容易产生异议的古文物鉴定留有讨论的余地。

　　但是我并不是说中岛这次鉴定错了，第一，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此作出真赝判断没有意义；第二，严格地说，文物鉴定是一种考古学、历史学、美学及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学问，现在还没有一种严密的科学方法，能够全面、精确为古文物断代、鉴定，也就是说，这场争论可能难以得到100%的是非分明的结论。笔者只是想说：如此重大的鉴定，是否应该更广泛地征求意见呢？

　　的确，在电视节目中，很难像在科学研究的场合那样，说这件文物存疑，有待研究，但是对于比较难以下结论的文物，特别是遇到这样的结论为“什么都鉴定团史上最大的发现”，发现现存于世的第4个中国宋代瓷器“曜变天目碗”之类的鉴定，是否要征求中国建窑制品的专家和日本有权威性的专家的意见呢？笔者多次打电话向“东京电视台”的这一节目组咨询他们有关这场争论的见解，并发过邮件，但是到本稿截稿时为止，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回音，而据《周刊邮报》报道，关于这件事，“东京电视台”的见解是：“鉴定是这组电视节目的独自见解，没有什么可回答的”（ 《周刊邮报》，2017年6月23日，146页），但是如果能更加广泛地征求意见，比如征求一下上文提到的中国建窑制品复制第一人孙建兴这样的专家的意见如何？他对“曜变天目”的研究和实践都相当深入，无论从考古、鉴定、科学检验方面，都有非常深的造诣，不能不说这样的人的意见很有分量，如果“东京电视台”能多征求一下这样的人的意见，是否能够减少争论呢？

　　再一个是自然科学对文物鉴定的介入的问题。其实目前还没有一种十全十美的科学鉴定文物的方法。被人们常常提起的放射性碳定年法（英语：Radiocarbon dating），是利用自然存在的碳-14同位素的放射性定年法，确定原先存活的动物和植物年龄。动植物在存活的时候，由于新陈代谢的缘故，其体内的碳-14保持恒定，一旦死亡，体内的碳-14就会不断衰变，而瓷器、陶器、青铜器都属于无机物，加之碳-14鉴定高古文物时间上下差误差较大，而近古文物，包括一、两千年历史的文物，基本上都不会用碳-14鉴定。还有一种热释光鉴定，一件陶瓷器在烧造时如果被加热到500℃以上时，其吸收的外界的辐射就会被释放出去，然后从烧成之日起，再重新吸收辐射能量，热释光的原理，就是通过测量一件古陶瓷器内储存的辐射能量，来测量陶瓷器的年代，误差范围一般在±20%,相对准确。

　　但是据报道，“前些年，北京的两家重要博物馆在古玩市场各买了20万元的‘六朝陶器’，事后证明这些全是赝品。原来，这些东西是河南省某博物馆下的商场做的仿古工艺品，不知道怎么被贩卖到了北京的潘家园。文物专家逛文物市场的时候，看上了这些东西。然后就拿去做‘热释光’实验，检测出来的年代就是1600年前的东西。于是大家都买了回去。谁知道，刚买完，相同的东西又出现在古玩市场，而且越来越多。国家文物局立刻报请公安部，说当地出现了大量盗墓案件。当警察赶到当地时，发现当地的老百姓正在家里做呢。他们把六朝墓里出土的砖块磨成粉，因为烧造会去掉砖石里包含的射线，通过不了‘热释光’的检测，他们就用特别的仪器把这些砖粉变成一个个六朝的陶器，结果热释光检测法就失灵了。” （见《鉴定家VS造假者》，新华网，2005年03月15日）

　　至于鱼岛教授所进行荧光X线检测，森达也教授对笔者说：他只鉴定了这一个碗，而没有和原来“曜变天目碗”进行比较，因此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