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潜在增长率将降到6.2%
2014/04/22
2013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2亿，占总人口的比率也增至约15%。少子老龄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就此问题，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日经中文网）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蔡昉所长。
记者：劳动人口的减少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蔡昉：我认为不能低估这个影响。15～59岁的人口，2011年、2012年、2013年都一直是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以后，不仅带来的是劳动力不足，这个已经显现了，（而且）自然就带来经济增长的下降。使用潜在增长率来测算的话，1995年到201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到了“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降到了7.6%，到“十三五”会进一步降到6.2%。虽然这些表现在可变的数值上，但是归根结底来自于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
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最必要的改革是什么？
蔡昉：必要改革就是能够直接地消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能够把生产力释放出来。一个直接可以表明的就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方法，有人说延缓退休。但是这个在中国不管用，中国的人口到了60岁左右，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6年，不让他退休，他们也不是有效的劳动力。
因为我们有户籍制度，农民工还没有成为城市的居民，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现在是不稳定的。他们年年春节会回家，到了40岁左右就不愿意出来，因为家里有老人，而且未来他们也没有希望在城里养老，所以他们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样就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率。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成为市民，就能够让劳动力供给更稳定和更持久。这个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力的供给。
另外是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因为他们是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生产率高的部门，也会带来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
再一个就是现在进行的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允许非公有经济进入大量新的领域里来。这些都会加强竞争，消除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这样就会形成让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自己，没有生产率的企业就让它死去。可以直接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记者：今年大概20多个省市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如何看以后带来的影响？
蔡昉：第六次人口普查预测，中国大概在2022年总人口到达峰值。但是现在进行了“单独二孩”的改革，也许会延缓上一些时间，不过我认为也就是延缓了一年两年而已。符合单独子女的家庭就是有限的数量，（而且）这些人肯定不是都要生育第二胎的。所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中国正在推行的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会不会增加财政负担，以致制约经济成长？
蔡昉：中国的社会保证水平还不是很高，比如新农保，很多地方才55元，这谈不上太大。同时更重要的是覆盖水平也很低。现在有人用了一个不正确的概念，说制度覆盖达到百分之百。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制度存在了，你想加入可以加入。但是你是不是加入了，我不管你。这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人家觉得从这个制度中我得不到稳定的预期我干嘛要加入。所以我猜想，实际的覆盖水平还很低，保障水平也很低。距离过度保障和北欧的模式还差得很远。我觉得现在我们操心这个还太早。
记者：劳动力成本上涨会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吗？
蔡昉：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就是必然的，这是大趋势，我们谁也阻挡不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期需要涨得这么快，如果涨得太快，有些企业承受得了，因为它的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在提高，但是有些企业承受不了。但是是不是能够再慢一点，给企业更多的时间去调整提高它的生产力，我觉得是有办法的，就是政府进行公共政策的改革，可以代替企业涨工资。
举例来说，对于一个农民工，我愿意更多地提供劳动力，一方面我看你给我多高的工资，另一方面如果工资没有提高这么快，但是我能够享受更多的社会保障，我可以享受市民的权利，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将来的升学，还有各种的低保等待遇，我可以成为一个市民，那我觉得它本身比涨工资的吸引力还要大一些。所以我个人给中国政府的建议，通过公共政策的改变，改善就业环境，加强对他们的就业保护，可以让企业的负担减轻一点，给企业一点时间，逐渐调整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等更高的产业发展条件。
（记者为大越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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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所长 |
蔡昉：我认为不能低估这个影响。15～59岁的人口，2011年、2012年、2013年都一直是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以后，不仅带来的是劳动力不足，这个已经显现了，（而且）自然就带来经济增长的下降。使用潜在增长率来测算的话，1995年到201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10.3%，到了“十二五（2011～2015年）”时期，降到了7.6%，到“十三五”会进一步降到6.2%。虽然这些表现在可变的数值上，但是归根结底来自于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
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最必要的改革是什么？
蔡昉：必要改革就是能够直接地消除一些制度上的障碍，能够把生产力释放出来。一个直接可以表明的就是，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改革。增加劳动力供给的方法，有人说延缓退休。但是这个在中国不管用，中国的人口到了60岁左右，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6年，不让他退休，他们也不是有效的劳动力。
因为我们有户籍制度，农民工还没有成为城市的居民，因此他们的劳动力供给现在是不稳定的。他们年年春节会回家，到了40岁左右就不愿意出来，因为家里有老人，而且未来他们也没有希望在城里养老，所以他们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这样就降低了劳动力参与率。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成为市民，就能够让劳动力供给更稳定和更持久。这个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力的供给。
另外是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因为他们是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到生产率高的部门，也会带来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
再一个就是现在进行的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允许非公有经济进入大量新的领域里来。这些都会加强竞争，消除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这样就会形成让生产率高的企业能够发展壮大自己，没有生产率的企业就让它死去。可以直接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
记者：今年大概20多个省市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如何看以后带来的影响？
蔡昉：第六次人口普查预测，中国大概在2022年总人口到达峰值。但是现在进行了“单独二孩”的改革，也许会延缓上一些时间，不过我认为也就是延缓了一年两年而已。符合单独子女的家庭就是有限的数量，（而且）这些人肯定不是都要生育第二胎的。所以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记者：中国正在推行的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会不会增加财政负担，以致制约经济成长？
蔡昉：中国的社会保证水平还不是很高，比如新农保，很多地方才55元，这谈不上太大。同时更重要的是覆盖水平也很低。现在有人用了一个不正确的概念，说制度覆盖达到百分之百。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制度存在了，你想加入可以加入。但是你是不是加入了，我不管你。这个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人家觉得从这个制度中我得不到稳定的预期我干嘛要加入。所以我猜想，实际的覆盖水平还很低，保障水平也很低。距离过度保障和北欧的模式还差得很远。我觉得现在我们操心这个还太早。
记者：劳动力成本上涨会成为企业的沉重负担吗？
蔡昉：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就是必然的，这是大趋势，我们谁也阻挡不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期需要涨得这么快，如果涨得太快，有些企业承受得了，因为它的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在提高，但是有些企业承受不了。但是是不是能够再慢一点，给企业更多的时间去调整提高它的生产力，我觉得是有办法的，就是政府进行公共政策的改革，可以代替企业涨工资。
举例来说，对于一个农民工，我愿意更多地提供劳动力，一方面我看你给我多高的工资，另一方面如果工资没有提高这么快，但是我能够享受更多的社会保障，我可以享受市民的权利，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将来的升学，还有各种的低保等待遇，我可以成为一个市民，那我觉得它本身比涨工资的吸引力还要大一些。所以我个人给中国政府的建议，通过公共政策的改变，改善就业环境，加强对他们的就业保护，可以让企业的负担减轻一点，给企业一点时间，逐渐调整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等更高的产业发展条件。
（记者为大越匡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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