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日本驻华大使：日中需超越民粹主义
201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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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 |
1．迎来“不惑”之年的日中关系
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篇），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今年就迎来了“不惑”之年。换言之，日本和中国都应该到了对相互关系不再彷徨，在处理两国关系上，能以大局为重，不拘泥于小节的年龄。近来，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很多人在开场白中都会用迎来“不惑”之年的日中（中日）关系。
但经常看到的是大家会马上接着说，现实却与“不惑”相去甚远，并面带忧虑眼神提起近来的日中（中日）关系。每当审视近来的日中关系，我都禁不住会想起中国人时常挂在嘴上的“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和则两利，斗则倶伤”。
2．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出发点是什么?
在这个关键的年头，回顾一下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历史绝不会没有意义。
40年前，日中两国克服了各种困难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什么？
其中一定有很多含义，但最重要的部分应该在于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邦交，首先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会为两国以及两国国民带来巨大利益。其次，作为亚洲两个大国的日本和中国通过相互努力，保持稳定而健康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使其不断发展，可以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在为实现邦交正常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贺宴会上，田中角荣和周恩来两位总理都各自在演讲中强调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各国都对新的两国关系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美好祝福。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当时在提到灵活处理两国关系的关键时说，要“求大同，存小异”。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国家制度、社会机制、历史、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差异，但中日两国不应纠缠于这些小异，而应该致力于实现“日中、中日友好合作”这一“大同”。
但是，回顾近年来的两国关系，我们（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能否说我们没有背其道而行，在时不时袭来的风波中动辄就随波逐流于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吗？特别是位居于两国政治中枢的领导者们有没有过缺乏保持两国关系稳定的坚强意志和政治领导力，让“小异”掩盖了“大同”呢？（日本自古就有“不是狗摇尾巴，就是尾巴摇狗的说话）。
3．关于“反霸权”
40年前，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际，两国相互承诺的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内容。这就是日中两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谋求这种霸权的企图的思维。
最近，“东亚共同体”已经很少被提及了，但这个梦想并未完全消失。我记得相关国家的首脑们还就“东亚共同体”，形成了“开放性”、“透明性”以及“包容性”的三个共识（不仅包括经济层面，还涵盖反恐和防治传染病。力争在环保等广泛领域实现合作）。我在想现在是不是应该补充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反霸权”——大国不恃自己实力而违背他国意愿强行采取强权行为。
4．关于尖阁诸岛问题
近日来，围绕尖阁诸岛问题中国各地发生的情况日本媒体连日来进行了大量报道。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和各地的日本领馆前发生了激烈的游行、投掷石块、打砸玻璃、焚烧日本国旗等行为，还发生了对各地日企和日本餐馆的破坏及强抢、对日本人施加暴力等行为。北京等地的日本人学校也被迫暂时停课。领土问题是特别容易刺激两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棘手问题。对于这样的领土问题，两国表明各自的主张是理所应当的。但表明主张也应该有一条双方都不应该逾越的底线。在过去文化大革命时，在“革命无罪”的喧声中，很多人都作出了非常粗暴的事。其结果是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受了重创。
这次，如果喊着“爱国无罪”而在光天化日之下作出各种粗暴行为，那将是非常错误的。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因日本拘捕进入尖阁诸岛海域的中国渔船及中国籍船长，中国发生了反日游行，而东京也因此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华抗议游行，不过东京的游行人群秩序井然，甚至没有人乱丢垃圾。
我知道对于这次的情况，很多有良知的中国人从维护中国国际形象的角度出发感到非常痛心。我也知道有很多在日本努力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在为此次的态势担忧。
在这样的局势中，该如何处理事件核心的尖阁诸岛问题？对此我也有自己的想法，不过现在还不是说出来的时候。现在只是希望事态尽早平息。事态平息后，对于成为问题的岛屿，日中双方是不是可以从召集专家学者，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核对支持各自主张的资料和古文献开始呢？
不管怎么说，日中关系今后也将经历众多风波。届时双方最需要的不是随波逐流（民粹主义），而是以坚强的意志和政治领导能力，打开僵局，为解决问题作出努力。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解决围绕尖阁诸岛的问题。
原日本驻华大使、日中友好会馆顾问 谷野 作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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