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眼(16) 日常机械白日梦和小事化大的关係
2014/05/29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于台湾工作的日本友人高桥先生常说，他学了中文这些年，很爱看台湾电视。尤其是，台湾人总爱把无聊的小事，放到电视新闻中，每小时重覆一次。屁大的小事，都好像说得很重要似的。
比方说，最近，台湾，有拉麵店放了一台自动贩卖机，各大电视台就做了一条专题报道，指这种「日式自动贩卖机」终于来台了。「有什么特别，这些东西在日本每家食店几乎都有。但台湾的电视台就是可以说很多东西：顾客的反应，店员的反应，还找来学者专家来分析这种『自贩机』会不会影响就业生态云云。」高桥先生在Line传我简讯的说。
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我们视为先进及文明的社会，人人手边都有很多机器。当手边的机器「方便」了，事情就很容易小事化大。以前，在台湾看到电视做什么，顶多是少部份的专栏作家、记者或是有机会在电台发声的人，才会有机会跟人家说台湾的电视做什么。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告告诉任何人了。我们都习惯身边有简讯狂、 自拍狂、Twitter 狂：没有手机、没有简讯、没有Instagram，他们的生活都没有意义。不，也许是反过来的：没有手机，没有简讯，没有Instagram，他们或许会过一些很沉闷的生活。为了上载「精彩」的人生，香港人会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他们不会做的事。如在一个星期天去咖啡店，叫一杯 English Tea Latte （即是热奶茶，加香草糖水），在咖啡桌上放一本书，拍一张照片，放上网，然后告诉全世界，「他很有生活」。
每每看到人和机器互动，我也会想，究竟我们真的是方便了，得到多了；或是麻烦了，失去多了。在网上，流传一句香港的流行爱情小说教母亦舒小姐有一句名言：有一件新东西，我们就要服待他。机器是服务我们，还是我们在服务机器？比方说，自贩机的出现，就令心理学家想出一个状态：究竟我们真的接受自动贩卖机这种「文化」对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吗？简单一点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都习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用钱解决。口渴了，我们去买饮料水。肚饿了，我们去便行商店买饭团。自贩机的出现，就更加深我们现代人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立即用钱解决（plug-and-play quickfit）的心理状态。
而手机的出现，就更令我们把很多不值一哂的资讯放大广传。比方说，以前在香港的双层巴士上，如果有一个精神有点失常的乘客在不断的高唱郑秀文的《终身美丽》你会怎么做？以前，大抵是戴上耳筒，听着Walkman随身听，等自己到站或是那位「歌者」到站。现在？即时、立刻、应该有几十人拍摄短片，然后流传到各社交网站了。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都有听过日本朋友说，日本人比较着重「公众地方」的礼貌。在交通工具上他们不会像我们香港人一样，放大嗓门高声聊天。
那些在欧美地区流行的「新世代电子用品使用礼仪」之类的小书，记载用手机的时候要紧记：
确保使用手机不冒犯他人是你的责任。
通话时要与人保持距离。
在密闭的公共空间，如电影院，最好不要讲电话。
注意声浪。讲手机时要轻声，也绝不可以用免提喇叭公开肆谈无忌。
有什么私人、重要的东西，请见面的时候说。
同桌吃饭别边吃边讲。长话短说。可以用简讯说就用简讯，发简讯时也不时和别人保持眼神接触。
还有，最重要的，是：美术馆、图书馆、演奏厅、电影院、医院、葬礼、会议、课堂，都不应使用手机……
以上种种戒律，在日本都好像是「应然」之事。还有更多更严格的规矩没有被列举出来：在火车内不得聊电话，要谈就要到讲电话的空间。在关爱席附近的位置不得使用手机，因为有些装有心脏起搏器的人也许会受电波影响。看影片的时候要使用耳筒，不要全车人也听到你打机的声音……
虽然，我也听过很多日本的大学教授投诉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但当教授们提醒他们在课堂用手机的时候，还好同学还会有一丝悔疚。在日本这种怕骚扰人的文化氛围下，在日本，大中华地区很流行的微信就一定不能登大雅之堂。在香港，当你在街上看到很多中国大妈放大嗓门在讲电话的同时，你也不难发现那些身穿Chanel Hermes 的中国富二代拿着手机录短讯，然后在火车肆无忌惮的听短讯。有好几次，我问用口讯功能的艺人朋友，为什么他们要录口讯，而不打字。他们都跟我说：「是这样的呀！微信是这样玩的。打字很麻烦嘛……」
每次收到这种口讯，我都得要插好耳筒才敢听……
以上一千三百多字，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也许只是小事。为什么要有礼貌？为什么要像日本人？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既然大国崛起了，大家都看着中国办，我们怎么要学别人呢？哈哈哈哈哈。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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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最近，台湾，有拉麵店放了一台自动贩卖机，各大电视台就做了一条专题报道，指这种「日式自动贩卖机」终于来台了。「有什么特别，这些东西在日本每家食店几乎都有。但台湾的电视台就是可以说很多东西：顾客的反应，店员的反应，还找来学者专家来分析这种『自贩机』会不会影响就业生态云云。」高桥先生在Line传我简讯的说。
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我们视为先进及文明的社会，人人手边都有很多机器。当手边的机器「方便」了，事情就很容易小事化大。以前，在台湾看到电视做什么，顶多是少部份的专栏作家、记者或是有机会在电台发声的人，才会有机会跟人家说台湾的电视做什么。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告告诉任何人了。我们都习惯身边有简讯狂、 自拍狂、Twitter 狂：没有手机、没有简讯、没有Instagram，他们的生活都没有意义。不，也许是反过来的：没有手机，没有简讯，没有Instagram，他们或许会过一些很沉闷的生活。为了上载「精彩」的人生，香港人会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他们不会做的事。如在一个星期天去咖啡店，叫一杯 English Tea Latte （即是热奶茶，加香草糖水），在咖啡桌上放一本书，拍一张照片，放上网，然后告诉全世界，「他很有生活」。
每每看到人和机器互动，我也会想，究竟我们真的是方便了，得到多了；或是麻烦了，失去多了。在网上，流传一句香港的流行爱情小说教母亦舒小姐有一句名言：有一件新东西，我们就要服待他。机器是服务我们，还是我们在服务机器？比方说，自贩机的出现，就令心理学家想出一个状态：究竟我们真的接受自动贩卖机这种「文化」对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吗？简单一点而言，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都习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用钱解决。口渴了，我们去买饮料水。肚饿了，我们去便行商店买饭团。自贩机的出现，就更加深我们现代人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立即用钱解决（plug-and-play quickfit）的心理状态。
而手机的出现，就更令我们把很多不值一哂的资讯放大广传。比方说，以前在香港的双层巴士上，如果有一个精神有点失常的乘客在不断的高唱郑秀文的《终身美丽》你会怎么做？以前，大抵是戴上耳筒，听着Walkman随身听，等自己到站或是那位「歌者」到站。现在？即时、立刻、应该有几十人拍摄短片，然后流传到各社交网站了。
在日本读书的时候，都有听过日本朋友说，日本人比较着重「公众地方」的礼貌。在交通工具上他们不会像我们香港人一样，放大嗓门高声聊天。
那些在欧美地区流行的「新世代电子用品使用礼仪」之类的小书，记载用手机的时候要紧记：
确保使用手机不冒犯他人是你的责任。
通话时要与人保持距离。
在密闭的公共空间，如电影院，最好不要讲电话。
注意声浪。讲手机时要轻声，也绝不可以用免提喇叭公开肆谈无忌。
有什么私人、重要的东西，请见面的时候说。
同桌吃饭别边吃边讲。长话短说。可以用简讯说就用简讯，发简讯时也不时和别人保持眼神接触。
还有，最重要的，是：美术馆、图书馆、演奏厅、电影院、医院、葬礼、会议、课堂，都不应使用手机……
以上种种戒律，在日本都好像是「应然」之事。还有更多更严格的规矩没有被列举出来：在火车内不得聊电话，要谈就要到讲电话的空间。在关爱席附近的位置不得使用手机，因为有些装有心脏起搏器的人也许会受电波影响。看影片的时候要使用耳筒，不要全车人也听到你打机的声音……
虽然，我也听过很多日本的大学教授投诉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但当教授们提醒他们在课堂用手机的时候，还好同学还会有一丝悔疚。在日本这种怕骚扰人的文化氛围下，在日本，大中华地区很流行的微信就一定不能登大雅之堂。在香港，当你在街上看到很多中国大妈放大嗓门在讲电话的同时，你也不难发现那些身穿Chanel Hermes 的中国富二代拿着手机录短讯，然后在火车肆无忌惮的听短讯。有好几次，我问用口讯功能的艺人朋友，为什么他们要录口讯，而不打字。他们都跟我说：「是这样的呀！微信是这样玩的。打字很麻烦嘛……」
每次收到这种口讯，我都得要插好耳筒才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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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千三百多字，对很多香港人来说，也许只是小事。为什么要有礼貌？为什么要像日本人？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既然大国崛起了，大家都看着中国办，我们怎么要学别人呢？哈哈哈哈哈。
健吾 简历
80年生，香港专栏作家、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光明顶》、《903国民教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著书超过二十七本，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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