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中岛惠:前些日子,我在北京、上海和南京进行了为期2周的采访。我平常居住于日本东京,每年多次到中国进行采访,但这次由于经费问题等原因,我决定在出行时尽量选择乘坐地铁。除了携带行李箱的时候之外,我基本都乘坐地铁,因此每天晩上都会累得脚发直,而且疼痛不已。
中国非常广阔。虽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用自己的脚行走之后,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这种广大。这或许是出行时经
常坐出租车的人难以理解的事情,但我感觉,身体不健康而且在金钱方面不宽裕的人(尤其是老人)在中国像平常人那样生活本身可能非常困难和费劲。
同时,此次我乘坐地铁之后注意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换乘的不便”。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都有很多地铁路线在运行,但换乘并不像日本东京那样容易。在东京换乘地铁路线之际,就在旁边的站台,或者走下一个台阶就到达了其它站台,因此即使是东京乘客最多的山手线,换乘也仅仅需要2~3分钟左右。
但在北京和上海,要到达换乘路线的站台,需要连续不断地上上下下。有时甚至需要走上数百米,距离之遥远,让人怀疑“这条通道是否真的正确?”此外,出租车乘降站等也很不方便,例如在上海的虹桥火车站等处,通道两侧设有很高的铁栅栏,这是为了防止有人翻越铁栅栏插排。因此,即使是行列排得很短的时候,要乘坐出租车也要一步步走到长长的铁栏栅的尽头,在绕上很大弯子之后才能排上队。
关于这种“换乘的不便”,每当我向中国朋友抱怨时,朋友们都带着“这种事儿早就一清二楚”等等无奈的表情表示,“因为这是政府的大人物们设计的。大人物们都不乘坐地铁。因为只是在大脑中思考并进行设计,才形成了这种不便、难以行走的换乘路线。”
原来如此。的确如此。我终于搞明白了。
但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想说的并非指责中国交通的不便。即使在日本,不考虑老百姓心情的行政问题也大行其道,而感到苦恼的却总是老百姓,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都存在相同的情况。
就在我刚刚回到日本不久,3月11日将迎来东日本大地震3周年,为此日本的媒体利用相当长的时间报道了“灾区的今天”。配合地震3周年进行报道虽然很重要,但对于平时(在我眼中看来)完全不关注灾区的知名报导员在那一天特意前往灾区、向灾民发出肤浅的提问、并且摆出廉价的同情姿态,我感到非常别扭。对于日本来说,虽然东日本大地震是尚未解决的最重要事件,但新闻媒体的报道看起来却像是一种借机狂欢。
中国有关东日本大地震的报道也很多,但在过去3年之后,要问事态是否得到了改善,令人遗憾的是回答是否定的。与中国地铁换乘路线的恶劣相同,在日本,官员在东京办公桌里敲定的复兴计划在灾区未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例如,由于主管去污作业的日本环境省与向地方政府提供援助的总务省的政策出现分歧,去污作业未能取得良好的进展。虽然仍然存在大量灾后复兴工作,但因无法获得工作而生活陷入困境的灾民仍不在少数。对于向雇佣灾民的企业支付的补贴等,行政部门也附加了条件,因此有时无法公平地支付。符合实际需要的行政工作并未得到实施,因此总是忍气吞声、不得不放弃希望的仍然是老百姓,尤其是老人。
虽然从那场悲惨的大地震中活下来、但由于对将来感到悲观而自杀的情况不胜枚举。但是,或许是由于与受灾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这时常被视为单纯的自杀,只要不是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些新闻就不会传到居住在东京的我们的耳朵里。
中国交通的不便和日本东日本大地震是不能相互比较的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不得不做出牺牲、并且需要忍耐的永远是老百姓,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或许没有太大区别。由于经常来往于日中之间,我总是产生这种感觉。
中岛 惠简历
出生于日本山梨县。曾在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留学。先担任报社记者,1996年起成为自由记者。著作有《中国精英这样看待日本人》、《中国人的误解 日本人的误解》(均由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出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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