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春的断想
2020/02/25
灾难发生,全世界惊叹中国国家动员能力巨大,感叹中国深不可测。但另一方面,中国公众也发现,中国医疗预防决策存在巨大问题。武汉爆发疫情,中国各地爆发疫情,为什么中国公共医疗预防体系未能提前敲响警钟,未能阻止疫情爆发?武汉医院为何未能及时救治那些不断增加的患者?事实到底是什么?要把事实告诉人民。而后,人民将继续前进。
当下要做的,是在那些今日英雄被遗忘前,构筑一个好的医疗决策系统。这个决策系统,应将人民生命安全作为最高准则。任何决策预警,应依照法律,由具有良知,具有高度专业能力的专家独立判断。
中国这次大疫,让中国民众认识到中国医疗系统的缺失。中国需要增加医师数量,提高医疗工作者待遇。中国还需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防疫体系。此外,作为一项基础、根本的任务,中国还要构建一个合理的医疗制度。为此,中国要汲取全世界各国优秀医疗体制长处。在这方面,日本不论在人均寿命,医疗费支出效率还是在医疗机构利用便利程度方面,均居于世界前列。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建立了全民健康保险制度。在此制度下,医疗服务由民间提供,但医疗费则由个人与保险共同负担。这种体制设计,实现了效率、公平两种要求的均衡。日本医疗机构由国立、公立、私立三类组成,但以私立为主。日本建有大量小型诊所,患者就近就诊便利。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患者就诊次数名列第一。这种制度既保证了医疗质量,也减轻了个人医疗费用支出,同时还保证了医疗公平。
在这个静静的春天里,许多中国人在思考国家的作用,国家的意义。人民依照自己意志创造国家,国家应首先俸仕人民,将增进人民福祉作为自我使命。国家不是夜空的美丽焰火,也不是一座接一座的凯旋门。国家应是每一公民严冬中的寒衣,是每一家庭暴雨中的屋檐,是每一弱者依靠的坚强臂膀。
很久以来,中国舆论呼吁,国民健康,兹事体大。国家绝不应将医疗统统推给市场。医疗系统不应继续成为GDP增长列车的一节车厢。昨天中国各地盛传的许许多多医患悲剧,其背后不乏成长主义,市场主义原因。日前,中国政府宣布拨巨资强化公共卫生与防疫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如何平衡疫病防治与“伟大复兴”,中国政治面临两难抉择。疫情必须遏制,生产也必须开启。生命可贵,生活也必须维系。庚子正月刚过,中国城市从定格忽然启动,多地强力启动生产,行政命令“一律开工”。看中国新闻,不少商业场所重新开始营业,人头攒动。数亿滞留各地乡村,内地的劳动者开始重返城市,重返沿海,重返密集的工业地带。
仲春万物萌动,但病毒仍顽固坚持。有医师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狡猾,超出人们想象”。事实上,人类还没有扼住新型冠状病毒命脉,危机尚未远去,日前许多地方监狱爆发集团传染。
危险仍在,但亿万中国劳动者坚强回归工厂,写字楼。还有亿万学子,他们何时可从家中走出回归课堂?还有亿万老者,他们何时可在晴空下自由行走,畅快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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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迪 |
刘 迪 简历
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及研究生院国际协力研究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毕业、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了。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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