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柯隆：新冠疫情造成全球经济停摆，有一些学者提出重新审视全球化，并质疑全球化还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命题。

　　　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进入了持续40多年的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严重对峙状态。冷战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德国的柏林墙被推倒，苏联邦解体，古典的社会主义体制被宣告瓦解。中国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被托马斯・弗里德曼描写为一个平的世界。也就是说国际社会解消了相互对峙，将显现出一个大一统的国际社会，这就是全球化。可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描写的童话世界并没有显现。相反，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见解似乎更接近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社会，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造成了困扰国际社会的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关键是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社会并没有太平。

　　另一方面，从经济角度来看，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福祉，这一点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依然是领头羊，中国也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是中国的奇迹，那么这个奇迹主要受益于全球化。在冷战的框架下我们无法想象中国经济能够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更不能够实现什么奇迹。

　　不过，虽然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国际社会也同时面临着新的问题。随着类似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国际社会面临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国际社会将建立一个怎样的新的国际秩序？

　　冷战框架下，东西两个阵营对峙，各阵营内部形成其自己的秩序，如果阵营内部陷入混乱，则阵营自动瓦解。处于对峙状态下的冷战，各阵营内部的管控其实是相对比较严格的。

　　国际社会进入全球化以后，问题就出现了，美国作为领头羊开始渐渐的力不从心，而且美国总统也开始打起小算盘，美国为国际社会付出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似乎不对称，于是乎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就喊出了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的悲鸣。

　　应该说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全球化时期，国际社会不能没有领头羊。当然所谓的领头羊也可能是集体领导，靠美国一国的国力无力于引领国际社会，集体领导制也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问题是匹配今天的国际社会的领导体制尚未建立，此次新冠疫情恰恰成为考验国际社会应对风险能力的一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