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韩国则由“韩国疾病管理本部”负责防疫工作。该部门有权根据韩国的传染病预防法向各个政府部门提出要求。预算规模约合700亿日元，由900人左右运营。韩国以Drive-through化（不用下车就能检测）PCR检测为主导，有评价称取得了遏制疫情的效果。韩国还决定将该部门由本部升级为厅级单位。

       台湾基于未能充分应对2003年“非典”（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反省，此次大力开张防疫工作。为防控新冠，新设了跨部门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该机构的初期应对取得成功，疫情在台湾没有大范围扩散。

       与这些组织相比，日本的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不管在预算还是在人员方面都有些逊色。2020年度预算约为60亿日元，研究人员只有300人左右。日本以前没有发生过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大规模传染病，缺乏足够的必要性。

       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教授福田充表示，“我支持日本版疾控中心。危机管理必须要跨官厅来开展”。

       围绕特别措施法修正案的国会审议加上了附带决议，把设置日本版疾控中心作为示例，写入了要求政府探讨危机管理组织方式的条款。

       美国疾控中心是设立专业组织的一个样本，但也有很多声音批评其在此次新冠疫情初期应对失误。失误原因被认为是组织的独立性强。

       在检测套装的准备方面，美国疾控中心局限于自主开发，不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和各国合作，导致这期间疫情扩散。也有人指出其独立性强恰恰成了障碍。

       鉴于上述教训，自民党考虑采用给日本的机构赋予权限、同时也重视与政府和国际机构合作的方法。

       日本政府显示出在新冠疫情结束后验证此次应对策略的方针。日本经济财政再生相西村康稔表示“要总结各种经验，充分考虑什么样的组织体制有效”。

       设立指挥机构还面临组织梳理及机构冗余等课题。福田也强调“纵向有厚生劳动省、经济产业省、环境省等官厅存在，建立新的组织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