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还在1982年派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成员、国史馆学者洪桂己到宫川家来调查这件事。洪桂己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留下多种史学著作,如《台湾报业史的研究》(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1968)、《1928—1945:日本在华暴行录》(国史馆,1985)、《台北市志•卷八• 文化志文献篇》(吴伯雄监修,王月镜主修,北市文献委员会编 曾迺硕总纂,洪桂己编纂) 、《人文地理--六桂堂族谱汇编》(出版社不详,1989)等。洪桂己精通日语,曾在东京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供职。也曾担任孙治平随身秘书。孙治平(1913年11月15日-2005年4月6日)为孙中山长孙,孙穗芳长兄,孙科长子。
洪桂己曾参与在日本成立孙文学说研究会的工作,目前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名为《孙治平先生随行祕书洪桂己谈在日成立孙文学说研究会》的影像。
宫川家现在保存洪桂己给宫川东一的三封信,他也和宫川东一接触过,他经过调查,自己相信了这件事,但是苦于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笔者也曾在宫川弘家看过洪桂己送给宫川家的挂轴,那上面是洪桂己自己画的画和亲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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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川富美子年轻时代 |
笔者知道了这段中日间的因缘后,对宫川东一、宫川弘、大月薰与实方元心所生之女寿子之子、也就是大月薰的外孙梅田宗中、孙中山的同志与战友、并与孙中山这段异国婚姻有很深关系的温炳臣的侄女温瑞兰、孙中山的朋友、实业家、文人小笠原誉至夫的儿子小笠原谦三等,并读解了宫川东一与宫川弘提供的宫川家的大量书信,于2013年在香港出版了《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星辉图书出版)一书。
笔者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尤其关注大月薰的父亲大月素堂写给宫川富美子的信件,由于宫川富美子一直觉得自己身份不明,因此多次写信给大月素堂,询问自己的身世,而当时中日是敌对国,正处于战争时期,大月素堂无法披露真相,因此他劝宫川富美子珍惜自己当时的生活,“这以外如心潮起伏,求他念之苦,那就会使原本的幸福变成不幸”(1941年9月25日大月素堂给宫川富美子的信),而到二战结束以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恢复了外交关系,有关孙中山的禁忌也已消除,因此大月素堂很快向宫川富美子说明了她的身世,他还写信给宫川富美子的儿子宫川东一说:
“您的母亲是孙文的女儿,为了证明这件事,我将尽力。您母亲原来的名字叫‘文子’,所谓‘文’,即孙文之‘文’也,故此事可以明了。最近将给支那(当时日本只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大使发出信函。证明人已有80岁以上,其名‘温炳臣’。最近将去访问大使馆。您所拜托的事,也就是您母亲是孙文的落胤之事,将在他渡美前(指实方元信去美洲)得到一个结果,并为此进行活动。这件事在他(元信)渡美后我将继续,他说真是对不起,我本人绝对是要做这件事的。
此人本名孙逸仙,出生地为广东香山中山村,是革命家,名也叫‘孙文’。此人学名‘医学士’,在夏威夷有许多甘蔗田,来过几十封书信都被战火烧尽,相片也都失却了。
关于文子的由来说了以上这些,幸有温炳臣在,我也可以证明。其他可证明这件事的凭证就不存在了。”(1956年11月21日,大月素堂给东川宫一的信)
这种于不同时代在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中写下的信件,不是亲身经历这令人心酸的历史的人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此笔者确信这段历史是真实的,也不认为这段历史有损孙中山的形象,因为那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对于一夫多妻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民俗上都是认可的。
但是现在孙中山留在日本的后代都没有和孙中山的中国后代相认过,他们都已经高龄,宫川东一先生今年88岁,宫川弘先生82岁,孙穗芳女士作为孙中山最小的孙女,也已经80岁了,如果他们永远不能相认,不能不说是一段中日间的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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