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KEI——日本经济新闻中文版

　　而这样的产业链、金融链、商业链甚至生活链不是以共有的“价值观”为纽带连接而成，而是由全球整体性经济布局中的“国际分工”来连接，因此外交在“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兼顾到“双赢”的原则，而要取得双赢，在欧盟那样的价值观一致的国家之间比较容易进行，所谓“外交浓度”的需求量较低，因此外交的重点正是那些价值观不同的国家。

　　其次，所谓“价值观外交”，容易使人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与日本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是“善”，而与日本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是“恶”的感觉，而外交最重要的前提，则是承认不同价值观的合理性，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不同的国家。首先有了“善”与“恶”的外交价值定位，就会事先在与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所进行的外交中设置先入为主的障碍与距离，可以说是在外交上“未战先败”。

　　第三，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其实是一种文化的综合体现。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和地区的人们适应自然的手段，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会产生具有各自民族特性的不同的文化，而各种文化形态的形成，也都具有其必然性与目的性，这种目的需要一种载体去表现和实现，而这种载体，作为动物，体现出一种神秘的本能；作为人类，则体现为本能和文化两个方面。黑格尔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他揭示了存在和目的一致性，也就是说，自然界本身是一个有着目的性的运动发展过程，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认识世界运动发展的目的性和规律性及其内在关系，这种认识的结晶就是文化，而在不同的地理、天文条件产生的文化，就是对不同目的性和规律的认识的直接的、间接的甚至是扭曲的反映，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它具有使自己的族群连绵不断地繁衍和扩大的功能性，这种功能性，决定了文化本身是一种宿命，文化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它拒绝统一的价值尺度的评价，它是人类生物学意义以外的另一种遗传基因，它是隐秘在一切政治、外交及社会活动中的原动力。而“价值观外交”，会给人有一种“文化的优越性”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进行外交活动，很难使对方，特别是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对方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

　　而日本在亚洲推行“价值观外交”，不利于亚洲的稳定，也有损于日本的国家利益。

　　据共同社1月24日获悉，中国对就朝鲜问题举行日中外长电话会谈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会谈的实施尚无眉目。熟悉日中关系的消息人士推测称“与在中国国内不受好评的安倍政府就核问题合作到何种程度，政府内部意见还没有统一”，提议举行电话会谈的日方则对此感到不满。

　　笔者认为：这种结果很可能与安倍最近主张在亚洲推进“价值观外交”有关。最近日本加紧与韩国改善关系，安倍在1月18日的参院预算委员会强调，日韩慰安妇问题的协议“对于日本安保也有重大意义”，在19日又强调在亚洲推进“价值观外交”，大有团结韩国对付中朝的意味，这就不能不使中国想到安倍“价值观外交”中“中国包围网”的主要内涵，因此从地缘政治学力学平衡的角度来考虑，中国会在多大程度回应日本“共同对应朝鲜问题”的要求，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价值观外交”使安倍政权的对华外交和东北亚外交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模式，那就是朝鲜处于安定状态时，就宣扬建立“中国包围网”，一但朝鲜有了风吹草动，就要求中国和日本等联合起来对付朝鲜，但是这两个外交命题在外交效果上是互相抵消的关系，是使日本在对华外交和东北亚外交上“不战自败”的模式。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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