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茂为什么为甲级战犯题墓碑
2015/09/21
中日深度观察
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石：在日本静冈县热海的伊豆山上，有在远东审判中被判死刑的7名甲级战犯的墓，其墓碑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书，上面写着“七士之碑”。吉田茂为什么为甲级战犯墓碑题字？这看来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上的暗喻。
1940年，退役的日本侵华上海派遣军兼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南京大场镇带回血土，说是“为了祭奠日中两国的战死者”,请爱知县常滑的佛像陶工柴山清风和雕塑家小仓右一郎的帮助，用血土塑成一座高3.3米， 重约600公斤的观音像--兴亚观音， 1940年2月14日,他在热海的伊豆山举行了兴亚观音“开眼式”，观音像向着南京方面合掌。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共7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执行死刑，他们的遗体被送到横滨久保山的火葬场火化。火化后美军士兵把7人的遗骨一起装在一个涂了黑漆的箱子里，据说扔到了东京湾里，但是在将骨灰装进箱子里时，还剩下一部分骨灰，被美国士兵扔到一个水泥制件坑里，当时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看到了这个光景。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原首相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三文字正平在1948年12月26日夜，偷偷穿过封锁严密的戒严网，将这些骨灰收集、取走。对于骨灰的处理，三文字正平与松井石根等被处刑的7名甲级战犯的家属经过商量，于1949年5月3日，让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武藤章3人的妻子来到兴亚观音， 对当时兴亚观音堂的住持伊丹忍礼（法华宗阵门流僧正伊丹妙净之父）说：这是相识的人的遗骨，想暂时藏在这里。伊丹忍礼接受了遗骨。
在《旧金山和约》签约后的1959年4月19日，遗骨被公开立碑埋葬，原首相吉田茂为此碑挥毫，写上“七士之碑”4个字，并同时建立甲、乙、丙级1,068名战犯供养碑。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奠基人，1906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政治系毕业，战前一直担任职业外交官，1931年“9.18”事变以后，他一直主张和英美搞协调外交，反对军部的蛮行，军部一直把他看成“眼中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他还暗地里积极展开和平外交，并在1943年到1944年，图谋组织“终战内阁”，并因此于1945年2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拘留40天。战后，吉田茂曾担任5届内阁总理大臣，他积极推动日本的“轻武装、重经济”的和平路线，推动日本战后民主制度的发展，这样一个人物，他为什么要为甲级战犯题墓碑呢？其实，他的这一行动，从文化、政治、历史等多方面体现了日本战后处理的特点，这也是与德国截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甲级战犯在日本已经得到了“平反”。1952年4月，日本恢复独立以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向政府提出了《有关赦免战犯的意见书》，并有4000万人署名要求赦免战犯，日本政府也在当年10月以前，向原联合国提出对战犯实行赦免、减刑的劝告，而在1953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决议，把作为战犯而被处刑的人们定义为“法务死”，也就是战死者。1946年，在联合国军的指示下，曾经停发战犯和开除公职的人的“恩给”（根据日本1924年通过的《恩给法》，公务员死亡或退职后，为确保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安定而支给的金钱）和扶助费（原军人、军属死亡以后，对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支付的年金），但是在1953年8月，战犯的恩给和扶助费得到恢复。1954年，日本政府决定，给予在拘禁中死去，或者被处死刑的战犯的遗属发给和其他的战死者同样的扶助金，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战犯“平反”的彻底。
而在德国，一直在追究纳粹的犯罪。1979年，德国联邦法院取消了特别手段谋杀的追溯时效，使德国能够对纳粹分子实行无限期追责，所以在2011年，91岁的Demjanjuk作为“谋杀共犯”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2013年，德国负责调查纳粹罪行的“中央办公室”还向检察机关提交了3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资料，建议对其提起诉讼。今年7月，德国地方法院以谋杀共犯的罪名，判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曾于二战期间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记账员的Oscar Goening4年监禁。
而日本由于战犯早在1953年得到了“全面平反”，所以在那以后从来没有用法律手段追究过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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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石 |
1948年12月23日，松井石根与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武藤章共7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执行死刑，他们的遗体被送到横滨久保山的火葬场火化。火化后美军士兵把7人的遗骨一起装在一个涂了黑漆的箱子里，据说扔到了东京湾里，但是在将骨灰装进箱子里时，还剩下一部分骨灰，被美国士兵扔到一个水泥制件坑里，当时的火葬场场长飞田美善看到了这个光景。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原首相小矶国昭的辩护律师三文字正平。三文字正平在1948年12月26日夜，偷偷穿过封锁严密的戒严网，将这些骨灰收集、取走。对于骨灰的处理，三文字正平与松井石根等被处刑的7名甲级战犯的家属经过商量，于1949年5月3日，让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武藤章3人的妻子来到兴亚观音， 对当时兴亚观音堂的住持伊丹忍礼（法华宗阵门流僧正伊丹妙净之父）说：这是相识的人的遗骨，想暂时藏在这里。伊丹忍礼接受了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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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士之碑 |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1967年10月20日）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奠基人，1906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政治系毕业，战前一直担任职业外交官，1931年“9.18”事变以后，他一直主张和英美搞协调外交，反对军部的蛮行，军部一直把他看成“眼中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他还暗地里积极展开和平外交，并在1943年到1944年，图谋组织“终战内阁”，并因此于1945年2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拘留40天。战后，吉田茂曾担任5届内阁总理大臣，他积极推动日本的“轻武装、重经济”的和平路线，推动日本战后民主制度的发展，这样一个人物，他为什么要为甲级战犯题墓碑呢？其实，他的这一行动，从文化、政治、历史等多方面体现了日本战后处理的特点，这也是与德国截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从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甲级战犯在日本已经得到了“平反”。1952年4月，日本恢复独立以后，日本律师联合会向政府提出了《有关赦免战犯的意见书》，并有4000万人署名要求赦免战犯，日本政府也在当年10月以前，向原联合国提出对战犯实行赦免、减刑的劝告，而在1953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决议，把作为战犯而被处刑的人们定义为“法务死”，也就是战死者。1946年，在联合国军的指示下，曾经停发战犯和开除公职的人的“恩给”（根据日本1924年通过的《恩给法》，公务员死亡或退职后，为确保本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安定而支给的金钱）和扶助费（原军人、军属死亡以后，对具备一定条件的人支付的年金），但是在1953年8月，战犯的恩给和扶助费得到恢复。1954年，日本政府决定，给予在拘禁中死去，或者被处死刑的战犯的遗属发给和其他的战死者同样的扶助金，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战犯“平反”的彻底。
而在德国，一直在追究纳粹的犯罪。1979年，德国联邦法院取消了特别手段谋杀的追溯时效，使德国能够对纳粹分子实行无限期追责，所以在2011年，91岁的Demjanjuk作为“谋杀共犯”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2013年，德国负责调查纳粹罪行的“中央办公室”还向检察机关提交了30名前奥斯维辛集中营人员资料，建议对其提起诉讼。今年7月，德国地方法院以谋杀共犯的罪名，判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曾于二战期间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记账员的Oscar Goening4年监禁。
而日本由于战犯早在1953年得到了“全面平反”，所以在那以后从来没有用法律手段追究过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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