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没有抵制大陆游客运动
2015/05/21
中日深度观察
据日本歌舞伎演员松本幸四郎在NHK电视台里介绍，在千年原始深林郁郁葱葱的鹿儿岛的屋久岛，古来就有用刚刚采来的松蘑款待不相识的客人的习惯；在濑户内海的小岛上，对于来岛上参拜观音的人会全岛出来款待；在大分县的山村里，对来看樱花的人不论是谁都飨以盛宴。
这种传统在日本进入商业社会以后，作为一种商业美学保存了下来，商业上的“款待之心”的灵魂，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使对方喜悦，同时对方的喜悦之光返照在款待者的心中，款待者本身也充满了喜悦。它要求款待者对被款待对象的愿望能及时察觉，以提供最完美的款待与服务，它是 “款待之美”的形成、磨练与完成的过程，是一种至高的行为艺术，一举一动，莫不中矩合节，正像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这种美学只在被款待者满意的目光中升华，而绝不以回报为前提，是款待者与被款待的对象共同完成一种美的享受。饭店里穿着优美的和服进行跪式服务的服务生深谙“款待之心”的传统；温泉中的绿水红枫凝结着“款待之心”的神髓；厨师刀下如花如画的生鱼片挥洒着“款待之心”音节，这种传统渗透到所有领域特别是商业的领域中，因此从事服务业的日本人基本不会对客人“看人下菜碟”，因为这不符合他们“款待之心”的美学传统。
善意理解中国人不尽人意的习惯
有时，中国人的一些不尽人意的习惯，也会引起日本人的反感，但是他们会努力地理解这些习惯的成因与背景，不会一味地谴责。
如我在别的文章里说过一点有关中国游客在日本的厕所中遭遇“文化冲突”的事，就是中国游客在如厕后把手纸不是扔在马桶中冲掉，而是扔到外面的垃圾箱里，这使日本人奇怪和反感，日本的媒体人士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时，我就和他们说：由于中国的水洗便所还远远没有普及，手纸也是千差万别，水道的压力也千差万别，不像你们那样，全国人民都用可以在马桶里融化并冲走的手纸。如果随便把手纸扔到马桶里，中国游客会担心厕所堵塞，所以中国的便所里都有手纸篓。你们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如厕以后，在你们的便所里找不到纸篓，而扔在马桶里,他们会担心厕所堵塞，所有就扔到了外面的垃圾箱里。他们不是恶意，而是好心。
他们听到后立刻就在媒体上认真解释这种“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有一个特别知名的人士还在电视节目里说：发展的阶段不一样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日本在刚刚使用座便的时候，还有的日本人以为那是洗脸池，还在那里洗了一把脸呢！
中国人买东西的时候喜欢拆封，一开始店家也很反感，后来媒体通过深入调查，得出了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假冒商品比较多，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开封是不放心的。
在媒体的“教育”下，商家把每种商品都拆开一个作为样品，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一般来说，日本人不会歧视来自发展态势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这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根本上植根于一种“泛神论”有关。在他们的基本信仰中，无论山川草木，日月山河，穷通贵贱中，都是有神的。这种“泛神论”如果用黑格尔的话转译一下，就是“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日本著名人类文化学家中根千枝在她的文章“文明之国瑞典”里，讲述她在60年代到瑞典的一段经历。为了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她去斯德哥尔摩，住在一个幽静而漂亮的住宅区里，和当时尘土飞扬的东京相比，瑞典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皮鞋穿几天也不着尘。她住的地方有家具，有设备齐全的厨房，有宽敞的镶瓷砖的浴室，洗脸间、厕所，而且斯德哥尔摩新式大厦，安着和自来水管道一样的热水管，没有必要烧开水，热水和凉水从两个水龙头流出来的瞬间水温表（水银柱）马上上升，不用伸手试水就可以调节水温。厨房的现代化更不用说了。倒垃圾只要按一下电钮，一个大窟窿通到底，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扔进去就行了，很省事。办什么事都可以用电话解决，这是斯德哥尔摩典型的生活方式。
但是她觉得瑞典由于过于富裕和安宁，一切都有点畸形了。
当她离开瑞典，来到哥本哈根：
走在街头上，我第一次遇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贫穷老人。不知怎的觉得他的眸子闪烁着充满生机的光芒。我对我的丹麦朋友说：我从瑞典来了以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老人，感到了一种充满了人生气息的喜悦之情。而他立刻流露出一种疑惑的神色，对我说：“呦，那么中根小姐，你是说贫穷好吗？”这正是倒开车，是对人类健康的欲望的否定。老实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没有找到结论，十分伤脑筋。面对这样复杂的人生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呢？ （1）
也许中根千枝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人，她不会面对 “较落后的文化现象”横加指责，而是努力去寻找它存在的根据、理由及合理性。
（1）谷学谦、刘本固、崔义香译注《新编日语（三）》，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7页。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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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歌舞伎演员松本幸四郎在NHK电视台里介绍，在千年原始深林郁郁葱葱的鹿儿岛的屋久岛，古来就有用刚刚采来的松蘑款待不相识的客人的习惯；在濑户内海的小岛上，对于来岛上参拜观音的人会全岛出来款待；在大分县的山村里，对来看樱花的人不论是谁都飨以盛宴。
这种传统在日本进入商业社会以后，作为一种商业美学保存了下来，商业上的“款待之心”的灵魂，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使对方喜悦，同时对方的喜悦之光返照在款待者的心中，款待者本身也充满了喜悦。它要求款待者对被款待对象的愿望能及时察觉，以提供最完美的款待与服务，它是 “款待之美”的形成、磨练与完成的过程，是一种至高的行为艺术，一举一动，莫不中矩合节，正像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这种美学只在被款待者满意的目光中升华，而绝不以回报为前提，是款待者与被款待的对象共同完成一种美的享受。饭店里穿着优美的和服进行跪式服务的服务生深谙“款待之心”的传统；温泉中的绿水红枫凝结着“款待之心”的神髓；厨师刀下如花如画的生鱼片挥洒着“款待之心”音节，这种传统渗透到所有领域特别是商业的领域中，因此从事服务业的日本人基本不会对客人“看人下菜碟”，因为这不符合他们“款待之心”的美学传统。
善意理解中国人不尽人意的习惯
有时，中国人的一些不尽人意的习惯，也会引起日本人的反感，但是他们会努力地理解这些习惯的成因与背景，不会一味地谴责。
如我在别的文章里说过一点有关中国游客在日本的厕所中遭遇“文化冲突”的事，就是中国游客在如厕后把手纸不是扔在马桶中冲掉，而是扔到外面的垃圾箱里，这使日本人奇怪和反感，日本的媒体人士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时，我就和他们说：由于中国的水洗便所还远远没有普及，手纸也是千差万别，水道的压力也千差万别，不像你们那样，全国人民都用可以在马桶里融化并冲走的手纸。如果随便把手纸扔到马桶里，中国游客会担心厕所堵塞，所以中国的便所里都有手纸篓。你们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如厕以后，在你们的便所里找不到纸篓，而扔在马桶里,他们会担心厕所堵塞，所有就扔到了外面的垃圾箱里。他们不是恶意，而是好心。
他们听到后立刻就在媒体上认真解释这种“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有一个特别知名的人士还在电视节目里说：发展的阶段不一样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日本在刚刚使用座便的时候，还有的日本人以为那是洗脸池，还在那里洗了一把脸呢！
中国人买东西的时候喜欢拆封，一开始店家也很反感，后来媒体通过深入调查，得出了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假冒商品比较多，对于中国人来说，不开封是不放心的。
在媒体的“教育”下，商家把每种商品都拆开一个作为样品，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一般来说，日本人不会歧视来自发展态势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这可能与他们的文化根本上植根于一种“泛神论”有关。在他们的基本信仰中，无论山川草木，日月山河，穷通贵贱中，都是有神的。这种“泛神论”如果用黑格尔的话转译一下，就是“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日本著名人类文化学家中根千枝在她的文章“文明之国瑞典”里，讲述她在60年代到瑞典的一段经历。为了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她去斯德哥尔摩，住在一个幽静而漂亮的住宅区里，和当时尘土飞扬的东京相比，瑞典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皮鞋穿几天也不着尘。她住的地方有家具，有设备齐全的厨房，有宽敞的镶瓷砖的浴室，洗脸间、厕所，而且斯德哥尔摩新式大厦，安着和自来水管道一样的热水管，没有必要烧开水，热水和凉水从两个水龙头流出来的瞬间水温表（水银柱）马上上升，不用伸手试水就可以调节水温。厨房的现代化更不用说了。倒垃圾只要按一下电钮，一个大窟窿通到底，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扔进去就行了，很省事。办什么事都可以用电话解决，这是斯德哥尔摩典型的生活方式。
但是她觉得瑞典由于过于富裕和安宁，一切都有点畸形了。
当她离开瑞典，来到哥本哈根：
走在街头上，我第一次遇见一位衣衫褴褛的贫穷老人。不知怎的觉得他的眸子闪烁着充满生机的光芒。我对我的丹麦朋友说：我从瑞典来了以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老人，感到了一种充满了人生气息的喜悦之情。而他立刻流露出一种疑惑的神色，对我说：“呦，那么中根小姐，你是说贫穷好吗？”这正是倒开车，是对人类健康的欲望的否定。老实说，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没有找到结论，十分伤脑筋。面对这样复杂的人生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呢？ （1）
也许中根千枝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人，她不会面对 “较落后的文化现象”横加指责，而是努力去寻找它存在的根据、理由及合理性。
（1）谷学谦、刘本固、崔义香译注《新编日语（三）》，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7页。
本文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
张石 简历
1985年，中国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1988年到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4年到1996年，东京大学教养系客座研究员，现任日本《中文导报》副主编。著有《庄子和现代主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樱雪鸿泥》、《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不为人知的浪漫史》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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